被社会接受才是科学的未来

（本文为杨焕明院士在三年前的前瞻）目前，社会上由有关转基因的讨论而引发的种种乱象，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争执时甚而“上纲”到全球经济与国家利益，“上线”至国家安全与民族感情的程度。

关于转基因的讨论，已经超越了基于科学领域的生物安全与监管、科学原理与伦理等问题，而扩展到那些敏感的社会问题。

这怪谁呢？谁错了？哪儿错了？单靠《科学世界》这一期专题文章（2016年2期“转基因”特辑）恐怕不能完全纠正偏见或真正解答所有的问题。关于转基因的讨论仍将继续。而重要的是，这场“大讨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每一项新出现的技术，是不是都会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上产生“思想混乱”呢？应该说，在我国的这场讨论，持不同意见的双方未必都是非理性的。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给国家的决策平添争议，但并没有导致相关部门对转基因作物的彻底“封杀”。

其实，因为新技术存在争议而被禁止的事情在国际上还真发生过，那就是2005年3月8日，联合国大会对干细胞研究的“双禁”决议（禁止生殖细胞克隆，禁止治疗性克隆，实际上就是禁止干细胞的实验室研究和临床上的试用）。幸好，那个决议是“非约束性”（non-binding）的。干细胞研究，特别是应用于肿瘤免疫治疗上的研究，仍遍及全球，方兴未艾。

这还使我想起了近时一些国家甚嚣尘上的禁止CRISPR技术（一种基因组编辑技术）用于灵长目动物、人类生殖细胞乃至干细胞的“呼声”。我希望CRISPR这一很有应用前景的技术不要重蹈干细胞被“双禁”的覆辙，陷入“一边要上，一边要禁”的永无休止的“讨论”，其后果便是不难预见的“欲禁不绝，欲试不能”的拉锯局面。

生命科学研究和其他科学一样日新月异，目前出现在实验室的一些新成果，很可能将在5～10年之内走进千家万户，影响整个社会。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因为生命进化上的同一性等独特之处，今天在大肠杆菌上实验的技术，明天就有可能用于大象以及人类。所以，我们要从转基因作物的讨论开始，亡羊补牢，未雨绸缪。科学需要社会的接受“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这句话既对又错，但不是半对半错。

说它对，是因为科学确确实实有被一些人滥用、误用、错用的可能。而说它错，因为这明显就是把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可能的好处”和“可能的风险”各打五十大板。这不是危言耸听，君不闻对“转基因”持反对意见的人士所说的，比如“使用了新技术的东西多多少少总是有风险的，凭现有的技术很难准确评估出风险的程度，我们要等多少年之后再看”之类的话。这“等”的含义，无疑是“先禁多少年再说”。

这场“大讨论”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我们能否让全社会的公众和决策者都接受、都拥护一个基本的共识？即科学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全人类的能力，保护全人类的安全。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科学的发展，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和安全。因而，一项新技术可能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像人类发明了弓箭，原本是我们手臂的延长和臂力的放大，使捕猎变得更容易，但却不可避免地会被一些人“错用”于同类的杀戮。我们科研人员自己，也存在有意无意“滥用”和“误用”的可能。

既然存在“风险”，那能不让公众们担心，能让我们的研究人员一方说了算吗？毕竟时代变了。英国基因组学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约翰·萨尔斯顿（John Sulston）曾对笔者这样说，人们如今对转基因的异议，与处理“疯牛病”问题时政府和科学界的失误有关。当“疯牛病”首先出现于欧洲时，当地政府信誓旦旦地保证没有问题，而后来真正出了问题时，政府又把责任一脚踢出去，说是听了科学家的话才导致了这样的后果。这样在社会上就难免产生了一个思潮：这个世界让军事家与政治家来管都未让社会放心，要是交给科学家来管，能靠得住吗？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普及，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与普通公众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科研人员再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甘道夫，可以凭借智慧超群屹立于神坛供民众顶礼膜拜了。这其中或许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公众普遍接受的教育程度提高了，对社会问题的参与感增强了。

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因“无知”而自谦，非得去倾听另一个“先知”的说道，而是能把自己学到的那些也许不全面、不客观、不公正的观点，积极地公之于众。为何会这样？教育的缺失责任重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现在所做的科普，都是对此前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到大学教育的缺失所补的课。

其次，由于互联网的普及，相对来说实现了言论自由。公众从网络上得到的消息比科学家们有限的几场讲座、有限的几次面对面、有限的几本科普书籍，乃至于本期的专题文章，不知道要大多少倍。而一些所谓的公众人物能言善辩、煽情作秀的能力，更是科学家所远远不及的。第三，也许“坏消息”总是更吸引眼球，即老生常谈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总之，种种因素都迫使科学家们要与时俱进，因势利导，把自己“降格”为社会的一个普通公民，以参与者而不是指导者的身份与公众一起，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讨论科学新发现的巨大潜在利益与可能出现的安全或伦理风险。政府管理、社会监督需与技术突破同步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生命科学，曾引来“禁”声的，首先是DNA重组，之后是动物克隆与干细胞研究，最近的是CRISPR技术。而争议浪潮最大的始终是转基因。

科学界在这些技术发明伊始，没有同步进行自我的安全和伦理问题的建议倡导，而最终招致公众的非议。也许科学家们认为，生命科学的成果，会像高速铁路、智能手机那样以道理和效果服人吧。公众对转基因的不信任，不只是对科学家的不信任，还有对社会监管的不信任。对大部分可能涉及争议的科技进展，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相关机构，似乎都是要么不管，要么禁止。

也许只有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个例外，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关于人类基因组与人权的全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Genome and Human Rights）的决议，到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都尤为关注监管相关问题，而使人类基因组的研究一直有条不紊地开展。这又使我想起最近关于生命科学的几个重要突破。一个是合成生物学及其真正具颠覆意义的“基因组设计和合成”。

其本质是从头设计新的生命体的基因组。毫无疑问，这将对整个人类社会带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