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融结合，是指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有哪些特点

产融结合是指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一般表现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互相参股、持股、控股等形式。产融结合大体上可分为两种路径，产业资本对金融业的渗透以及金融机构对实业进行战略性投入，即“由产到融”和“由融到产”两方面。

在中国，由于中国有关法律和监管政策的限制，如《商业银行法》、《信托法》、《证券法》等大多禁止金融机构直接投资实体产业，并没有对产业资本投资金融业进行明确的法律限制，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产业投资的“由融到产”尚存在不少障碍；

产业资本投资金融业成为目前国内产融结合的主要形式，具体指非金融企业或称产业资本投资金融机构，把部分资本由产业转到金融机构并服务于产业。

主要对现有文献研究总结基础上，理清产融结合的概念内涵和发展脉络，并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影响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因素、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对经济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以为的后续研究提供基础。

产融结合的内涵、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关于什么是产融结合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国别中，经济学家对它有着不同的定义。从现存的文献来看，产融结合的内涵大致界定为以下四种：

产融结合是指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有机融合；产融结合是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以股权为纽带的相互融合；产融结合是指投资和融资的结合，其中融资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产融结合是指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资本各种职能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在这四种内涵中产融结合都更加偏向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我国现在普遍采用这种定义。

关于产融结合概念内涵的研究综述。国外有关产融结合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对产融结合的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资本经过高度的发展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集中性资本，并且资本的集中性会随着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此外，他还指出金融业的不断完善使得越来越多的资本集中在银行家手中，使得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产生控制，产业资本对金融资本产生依赖，因此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相互渗透会产生产融结合的原动力。

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宣传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追崇者拉法格，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资本的概念，认为金融资本是产融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集合后的新的资本形态。

1910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希法亭在《金融资本论：金融资本与自由竞争的限制》一书中提出金融资本实际上是变成了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

揭示了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相互联系，以及金融资本形成的动因，他指出股份公司是促进金融资本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金融资本的形成以及产业部门同金融部门因为利益的相互渗透导致了产融结合的而产生和发展。

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循环过程，拉法格和希拉亭的金融资本论组成了现代产融结合强大的理论支撑，不仅界定了产融结合的概念和内涵，而且解释了产融结合的动因和发展本质。

国内有关产融结合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吴大馄于1993年出版的《金融资本论》一书，作者总结了美、日、德三国产融结合的历史演变进程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第一次提出现代金融资本除包含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外，还应包含由非金融机构实际控制的货币资本及其虚拟资本。

而国内对于产融结合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当属谢杭生所著的《产融结合研究》。这本书中作者明确定义产融结合为“产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资本融合”，利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多视角、大跨度地研究了国外产融结合的历史演变过程，梳理了产融结合的产生、发展及其动因，重点论证了中国现实经济基础上加强产融结合的必要性、方式、步骤和意义。

在具体的产融结合实现机制层面，郑文平、苟文均对中国产融结合机制进行研究得出，中国产融结合应该立足于市场机制驱动，随着改革的深化产融结合不能再受制于政府的超经济强权，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资本市场驱动上；

资本市场会有效率地将金融资本引向收益率最高的行业甚至企业，更要有良好的企业基础和绩效和健全的金融体系，这样才可以筹集更加廉价和更多的金融资本使其与产业资本相互融合。

中国要发展产融结合，首先要建立一个庞大统一的市场，消除市场分割，提高市场集中度，其次要促进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完善，要为国营民营企业、大中小企业都构建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有利于产融结合的市场，要积极解决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对接困难的问题，使资金融通更加顺畅；

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使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发展更加均衡，使金融资本更快和产业资本进行融合。王少立分析了发达国家如何通过产融结合从工业经济迈向了知识经济，对中国向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双重演进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于产融结合的方式和状态的研究综述。国外关于产融结合的研究首先是以“由融到产”开始的，金融机构通过持股、控股等方式参与或控制产业的经营，多存在于混业经营模式下，在日本、德国体现得较为明显。

青木昌彦和帕特里克分析了日本“主银行体制”的产融合模式，随着监管理念的不断变迁，从“分业经营、机构监管”到“混业经营、功能监管”，不少银行资本通过持股、控股等方式于产业资本实现了产融结合。

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禁止金融机构持有非金融机构股份后，中国对于产融结合的研究便主要集中在“由产入融”方面。在产融结合发展状态方面，我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邓艳梅认为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选择合适的产融结合模式，最大限度发挥产融结合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翁秀莉指出中国的产融结合在风险监控和财务监管上还存在不足。吴利军，张英博指出中国产融结合存在着结构单一等特点，并伴随着监管风险。常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非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益与其对金融机构的参股比例成正比。而张庆亮，孙景同则认为退出产融结合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上市公司没有因为产融结合而提高经营效益。

支燕，吴河北通过对上市公司的产融结合程度进行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容易受到资本市场的影响。王松华，胡敬新指出当前中国的产融结合状态正在由信贷关系向产权融合方向发展。在风险把控方面，李红欣，李书华认为监管、内部风险和信息传递等方面的手段可以防范产融结合风险。

吴永峰、张勇、杜子平以企业德隆为例对中国产融结合情况进行研究，德隆曾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却因发展产融结合而“大厦忽倾”，研究表明德隆企业当时因领导团队低估金融风险，资本重复计算，子公司之间频繁往来进行内部关联交易，集团内部缺乏统一的并购战略和有力的资金配置等问题，再加上战略规划与自身实力不符，才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金融风险。

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发展产融结合尤其应该注重银企关系的协调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顺畅，建设庞大而统一的经济市场和资本市场，规范而合理地进行产融结合。

由于国有资产经营单位能通过“由产到融”的方式获得金融牌照，运用金融的财务杠杆快速做大资产规模，放大股东回报，提高资本市场估值，产融结合被认为是“国有企业培育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因此，基于做大做强国有资产和保值增值等动机，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从2009年开始转向积极支持产融结合。也有部分学者就产融结合发展新时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特征进行了分析。

其中，吴利军、张英博从产融结合的各个方面如参股金额、持股比例、企业绩效等研究了中国目前的产融结合现状，研究表明中国现在产融结合的程度低且结合结构比较单一，存在着财务风险和管理盲区、监管不力，企业应该建立和完善监管制度，降低金融风险，应该在稳定的经济基础和企业基础上进行产融结合。

理论分析给予了产融结合强大的理论支撑，是研究不竭的源泉，但是经典理论分析给予了银行资本过多的关注，将研究重点倾注在银行与企业资本的关系上面，而且在产融结合过程的研究中夸大了金融资本所起的作用，没有能够系统地研究产融结合对于企业的影响，而现代中国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

结语

而在产融结合的发展阶段研究中，张鹏指出中国的产融结合理论发展经过了四个阶段，当前的发展特征是央企挑大梁、地方国企崛起、民营企业集团争持金融牌照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