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国广义货币量M2只有47.5万亿元，2018年已经超过170万亿元，货币扩张推动的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也从17万亿元上升到36万亿元，
中央银行每年新增货币几乎占了全球货币供应量的一半。
商业银行表内贷款与表外理财都大幅膨胀，一边是理财业务的刚性兑付，一边是政府隐性提供保底高收益的资产管理业务，商业银行杠杆率与风险不断加大。
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2015年就已经达到GDP增速的2倍，同时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2000年-2006年的平均比重是4.4%，而到2016年之一比重已上升到8.3%，超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金融业不断加杠杆，2014年我国16家上市银行同业负债不到16万亿，2017年上涨到24万亿，三年上涨了50%，
商业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债权借助金融创新的渠道进行扩张，从2012年的5万亿上涨到2017年的近30万亿，5年上涨了5倍，部分银行非银债权甚至超过贷款额。
商业银行在期限利差的驱动下，通过同业存款，同业存单等方式用短期负债对接长期资产，期限错配严重。金融保险行业2005至2011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8%，而制造业同期平均收益率仅为13.4%，并呈现出逐下降的趋势。
金融部门创造的货币增速在上升，而微观企业居民部门创造的货币增速在下降，这说明资产规模迅速膨胀的同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却在不断下降。
02地方政府过度金融化
由于财政分权改革后，事权下放与GDP考核机制使地方政府具有庞大的融资需求，2008年继我国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地方政府随之建立了8000多家投资公司，陆续推出几年内逾30万亿的投资计划。
由于政府信用的隐性背书和刚性兑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也对政府融资需求有求必应。
地方政府为实行各种投资计划，通过金融渠道进行融资，包括
搭建平台公司，以土地抵押直接向银行贷款、发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资源融资、项目融资等。
不同融资模式之间还通过嵌套形成组合融资模式，包括政府性PPP产业基金等。产业投资基金原意是引导这会资本投资到市场失灵的重点领域扶植重点产业，可是由于地方政府缺乏明确目标，投资重复度高规模过大而效率较低，往往导致财政资金直接参与到金融投资当中进行市场逐利，使政府财政收支和金融资产的波动高度关联。
地方政府由于政绩压力和GDP竞争，通过金融渠道进行债务扩张，除了直接通过干预银行信贷参与金融活动控制之外，还有很多资金风险从地方政府表内转移到表外，虽然资产负债表里赤字不高，但是很多债务都是隐形债务，例如地方政府和私人资本合作的PPP项目，也存在着过度扩张、隐性担保、承诺回购等问题。
从2015年推广以来，PPP项目到2017年超过14000多个，总规模超过18万亿，成为世界第一PPP市场，一些地方政府付费类PPP项目接近或即将超出10%的红线，PPP项目明股实债现象突出。
还有从平台贷款融资转化而来的以发行城投债方式的融资，
地方政府城投债的融资项目多为基建设施，其盈利性取决于未来地价情况。
这种以未来土地资源收益做溢价的借债融资方式，蕴含风险巨大，一旦地价没有如愿“炒起来”，地方政府将面临巨大财政压力与巨额融资坏账。
随着我国2014年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城投债票面利率平均达到7.26%的高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随之显现。
我国地方政府在现有的财政体系下财政手段有限，除中央拨付与地方性税收之外，地方政府收入主要来源于出让土地的收入。
从1998年我国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房价高企和地价飙升不断相互叠加，使土地资源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和融资抵押品。
由于我国房地产的金融属性被不断强化，
房地产对其他产业资金和家庭储蓄产生虹吸效应，致使中央不得不频繁干预住房市场，地方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土地出售的收入，土地出售收入已经占据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地方财政政策的实施大量依靠抵押土地不断加杠杆融资。
土地价格的不断上升支撑着地方政府债务不断上涨。
2002年到2007年，地方政府实际债务年平均增长率仅为6.40%，低于实际GDP的年平均增长率11.22%；而从2009年中央政府开始允许部分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以来，2008年到2015年，地方政府实际债务年平均增长率为20.42%，是实际GDP年平均增长率9.25%的2.2倍。
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我国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违规发债等方式，
2017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超过显性债务规模已达2倍以上，政府债务杠杆过度放大。
政府债务风险会通过货币转化为金融风险，而政府作为金融风险的“兜底者”，又会使金融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金融与财政不断地联动转化和彼此恶化。
地方政府加杠杆是中国金融过度发展的重要诱因，政府的过度金融化和政府债务的过度堆积除了增加金融风险，还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抑制经济增长。
03金融部门过度化
不只金融部门总体存在“自循环”的现象，部分金融机构也存在着“体内循环”的现象。
通过同业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票据贴现业务、代理理财业务等，用复杂冗长的链条拉高杠杆率，借助各类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通道追逐高收益资产，在期限利差驱动下，用短期负债对接其长期资产，资金大进大出，负债稳定性下降，期限错配严重，造成资产负债表畸形以及隐藏的业务风险不断飙升。
甚至部分中小银行的表外业务规模超过表内业务规模，
同业存放规模超过存款规模，过于依赖批发性同业资金，违规代销理财产品，虚增了银行利润，存在较大的系统性风险隐患，抬高了企业和居民融资成本。
信托市场巨额资金池项目爆仓违约，银行非法通过信托通道开展业务，引发社会震荡。金融机构为了不断寻求利益最大化，总是试图通过业务创新、技术创新绕过金融边界与法律边界，忽视风险，单纯体现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无限创新的本性。
2017年，证监会共作行政处罚224件，罚没金额较上年上涨74.74％，达74.79亿元，
保监会仅2017上半年就对306家保险机构、447人实施行政处罚，罚没金额6369万元。
2018年我国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深入整治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存在的金融乱象。
除了发生在银行、保险和证券等传统金融行业的金融乱象之外，经济中也产生了一些游离于传统金融行业和传统金融监管范围之外的金融乱象。
互联网金融具有覆盖范围广，参与方式简单，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等优点，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金融业的准入门槛。
与此同时，
各类新金融、准金融、甚至类金融遍地开花，使投资者信息安全问题以及机构信用风险问题频频发生；一些没有牌照的跨业经营的金融公司，借助金融创新的平台欺诈消费者、圈钱跑路，给投资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此外，经济的过度资本化使得土地、矿产资源、农产品等实物资源也都囤货居奇，待价而沽，不是依照实物价值而是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重新估价，导致资本品价格飞涨，
过度贴现未来现金流，造成经济的过度虚拟化，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更严重的是在制造业领域整体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不旺的矛盾下，民间资本投资意愿很低，投资渠道的狭窄进一步加剧了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通过资本运作产生房地产市场的乱象。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本意是通过相互优化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困境，帮助企业实现高效发展。而一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控股集团，通过产融结合的方式包括投资入股或收购控制了国内许多金融机构和大型上市公司，并通过资本运作将大量资金投向房地产市场，使得房地产投资规模与房地产价格迅速上升。
从2009年-2017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期目标与完成情况表来看，政府给出的预期完成增速在2016年之前都在10%之上，
从政府带有导向性的预期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也将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了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而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完成增速在2009年至2013年这五年间更是远超政府预期。
从上市股份银行贷款投向来看，21.18%的对公贷款资金投向了房地产业。除了改善住房条件需求对房价拉动之外，更多的是这种资本运作后金融杠杆撬动的房价上涨，通过推高地价和拉升房价上升预期带来大量投机性的购房需求。
短时期内迅速上涨的房价与现阶段我国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严重脱节，
二三线城市住房空置率的不断上升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2018年一系列严厉的限购政策之下，虽然房价上涨受到了一定抑制，但是当地居民收入与高房价的严重脱节又引发了租房市场短期内迅速发展以及一系列乱象。
各种长租公寓平台利用资本杠杆争抢、垄断房源，哄抬房租价格，进一步造成了租房市场的房源紧张、房租价格上涨。
各种租房中介平台利用资本杠杆投机获取收益，
设置合同陷阱和霸王条款，哄骗租房者卷入民间信贷链条、恶意克扣押金，一房两租、先租后撵的情况屡见不鲜，各类纠纷事件时有发生。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甚至连租房者入住后基本的水电服务和人身财产安全问题都无法保障。
04非金融企业与家庭金融化
实体经济的低迷与金融部门的膨胀，使得非金融企业开始大量配置金融资产，加杠杆进行资本运作，截止2017年，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5.7％，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163.4％，居民部门杠杆率48.97％。
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经飙升至160%以上，远超发达国家的90%与新兴市场的100%。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包括金融控股或者直接转型为金融企业，或者大量配置金融资产包括购买房地产、理财或进行交易型股票投资。
自2005年我国开始资产证券化的试点之后，
资产证券化成为一种标准化的金融工具在全国发展起来，基础资产的种类越来越丰富。2014年以来开始井喷式的增长，除了银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之外，许多实体企业也纷纷开始资产证券化的行为。
随着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演化，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出现了异化，从满足经济中的真实融资需求，演变成通过资本的游戏拉动经济中本不存在的需求，越来越趋向于单纯以套利和追逐收益为目的。
产品结构过于复杂，杠杆过度放大，链条不断拉长，一些证券化后的产品包装改造后又成为基础资产，部分证券化产品沦为金融套利的工具。
从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金额中可以看出，在2016年之后，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金额已经超过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金额，成为证券化市场的主导力量。
企业金融化的行为短期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资本运作能力，整合企业资源从而提升资本流动性，分散风险提高资本运营效率。
但长期来看企业家关注重心从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转向金融投资套利，企业的经营利润越来越多的来源于企业投资金融资产的收益而不是传统的制造生产和销售渠道。
非金融企业部门收入的增长是全社会资金总量增长的源头，通常情况下属于净负债部门，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性很强。
该部门的储蓄动机不同于政府和家庭部门，主要是为了扩大再生产而进行的，储蓄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绩效，而企业的经营业绩又会受到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运作状况的影响。
健康的经济条件下，
该部门应该吸纳全社会大部分的剩余资金并通过有效投资以及投资的回收，使剩余资金得到增值。
而当社会中的储蓄由对实体部门的投资转向对金融资产的投资时，资本配置效率就会下降，金融就无法降低宏观资源配置成本，也无法从微观上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
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或借助资产证券化追逐各类资产，过度融资赚取利润，挤出了企业主营业务应当投入的资源，
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和研发能力，催生了资产泡沫的产生，甚至造成宏观层面实体产业“空心化”的危险局面。
居民杠杆率是居民总债务占GDP的比重，通常用居民贷款余额与名义GDP的比值来表示。2008年之后，
我国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导致家庭消费被挤出，家庭债务不断增加。
2014年到2017年我国居民住房贷款同比上年分别增长17.78%、23.58%、37.4%、21.67%，而同期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分别增长12%、10.7%、10.4%、10.2%，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
我国居民杠杆率快速攀升，从2008年的17.86%上升到2017年的48.97%用了不到10年，美国居民杠杆率从20%上升到40%用了近40年时间。
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以居民部门的高储蓄率著称，高储蓄率是我国投资拉动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也是维护经济未定金融稳定的重要基石，然而2016年我国居民负债收入比首次突破100%，显示
居民可支配收入已经无法完全覆盖居民债务存量，需要动用财富存量来偿还债务存量，居民债务负担能力持续弱化。
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是居民负债水平不断上升的首要原因。1998年我国住房实行商品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在居民财富权重不断上升，由此带来居民部门贷款余额的不断上升。快速上涨的住房贷款余额对居民部门投资和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减少了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家庭资产的流动性。
分区域来看，
由于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相对发达房价也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与此对应地，我国家庭债务区域分布也呈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家庭债务规模是中部地区的4倍多，是西部地区的10倍以上。
但从杠杆率水平来看，东部地区家庭杠杆率在80%左右，中部地区55%，西部地区58%，东部地区杠杆率仅仅是中部地区的1.45倍，是西部地区的1.38倍。西部地区债务规模不到中部地区的1/3，不到东部地区的1/10，而家庭杠杆率却超过了中部地区。
虽然东部地区家庭债务规模最高，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之后，
西部地区的家庭债务风险远远超过中部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债务风险次之，也超过东部地区。
从家庭杠杆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匹配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家庭债务积累的风险比较严重，在经济下行时这些家庭债务风险无法通过家庭收入的持续提高得到有效化解，将很可能引发家庭债务危机和中西部一些城市性的社会风险。
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居民除了享受到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便利之外，也加深了金融化行为，例如购买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消费信贷等等。
由于平台风险监管不到位，恶性圈钱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都会加大家庭债务风险，不利于金融稳定。家庭过度金融化，特别是家庭债务房地产化，使得家庭对金融波动敏感性增强，无论是刚性购房需求的贷款者还是加杠杆投资的投机者，脆弱性都很强。
一旦房价下跌，
理财产品兑付违约等情况出现，家庭财富将出现大幅缩水，甚至面临破产的局面，引发社会性风险。
家庭债务和企业债务并不是割裂开的，家庭债务和企业债务会呈现出交互式的负反馈，居民杠杆率和企业杠杆率是高度相关的。
家庭债务的积累会直接降低家庭消费能力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水平，而企业面临的市场需求大幅降低时，企业的销售业绩和经营活力也会受到较大影响。
企业经营不善时也会影响就业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降低家庭储蓄能力，增加家庭债务。这种螺旋式的负反馈效应让我们不应该把家庭债务和企业债务分开来看，也无法通过家庭部门加杠杆来达到企业部门去杠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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