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制约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基本因素有哪些

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基本历程看，我国的产业优化升级情况基本符合理论框架：要素驱动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以第三次产业转移为契机，凭借劳动力优势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投资驱动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我国利用跨国公司投资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对照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理论框架和内在机理，可以知道，目前我国正处于投资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升级，在人力资本、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金融结构、市场化和信息化等方面与创新驱动阶段的要求存在着较大差距。下面按照工业化、金融化、信息化的分类对上述影响因素归类并进行详细分析。

制约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基本因素

市场机制不完善。通过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理论框架的分析可知，市场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而且是实现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基础。从我国的情况看，开放以前，我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开放以后，我国实施渐进式增量改革战略，对体制外工业的生产资料实行市场定价，对体制内工业的生产资料仍实行政府定价，这就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价格双轨制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在一些领域却“名亡实存”。一方面，我国的商品价格已经走向市场，绝大部分商品都由市场定价，另一方面，一些生产要素如能源、土地、资本等仍然以政府定价为主。

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价格双轨制扭曲了价格信号，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优化升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扭曲的价格信号造成错误的资源导向，较低的获取成本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企业效率低下，缺乏创新动力；会助长体制内外的倒买倒卖和权力寻租现象，造成并催生出“权贵资本”。同时，在现行的以GDP增长速度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更重视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更关注企业的产值，而不是企业的利润，因为只要能保持企业的生产经营，就会有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

而企业倒闭破产或被辖区外企业兼并重组会给地方官员的考核升迁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企业倒闭破产直接导致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减少；企业倒闭破产会导致失业人口数量增加； 辖区内企业被辖区外企业兼并重组有可能导致本地税基的流失。这些都会影响地方官员的考核升迁，因此，地方政府既不愿意企业倒闭破产，也不愿意让辖区外企业兼并重组，对现有的过剩产能形成了一种地方保护，导致大量资源集中于产能过剩行业，这必然会增加产业优化升级的困难。

除了地方政府外，债权银行也会对这些产能过剩行业中长期亏损、濒临破产的企业提供第二重保护，因为一旦这些企业倒闭破产会对债权银行造成巨大的冲击，债权银行会面临大量的不良资产。因此，会出现债权银行救济“僵尸企业”，阻碍企业退出市场的现象。地方政府和债权银行干预企业退出得以成功的客观条件是我国要素市场改革滞后，要素资源配置的权利仍有很大部分掌控在政府手中，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难以发挥。

具体而言：土地市场仍然实行城乡分治、地方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供给的土地制度，可以肆意运用低地价甚至零地价的方式补贴辖区内企业，阻止企业退出市场。企业筹融资仍主要以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为主，而银行领域的政府所有权比重还保持在高位，且仍存在“软约束”等问题，这就给地方政府干预金融资源配置创造了条件。

忽视国内价值链构建。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通过跨国公司的知识转移并对其进行吸收与创造，东道国企业将获得更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从而实现流程升级。同时，东道国企业也可能会逐步形成部分设计能力，从而实现产品升级。东道国企业的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都符合跨国公司追求更高生产效率、更好产品质量的要求，因而，跨国公司会积极为此构建知识转移平台并进行知识转移活动的指导。

但是，仅学习跨国公司转移而来的知识无法使东道国企业顺利走向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与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都着眼于生产能力的渐进性演化不同，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都是企业能力和战略的间断性跳跃。在对组织学习的要求上，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所要求学习的重点已经不是生产工艺流程、质量控制体系和对现有产品的改进完善，而是如何通过研发和对市场的理解，开发核心技术、设计全新产品、塑造和推广品牌等。

这种对组织学习的要求很难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的互动过程中得到满足。特别是在俘获型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下，跨国公司在推动东道国企业实现了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之后，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防止自己的核心技术知识流向东道国企业，包括进行技术知识封锁、不断提高技术标准使东道国企业疲于进行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而无暇进行更高级的组织学习等。因此，加入跨国公司治理的全球价值链，不能带来我国制造业的优化升级，开发和抢占本土终端市场才是我国制造业升级战略的基石。

从我国的情况看，虽然随着我国吸收外资和整体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深度不断得到提升，我国已成为诸多行业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但总体来看，全球价值链中的我国企业更多的仍是对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被动适应，较多地集中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低附加值环节。

从我国的实践看，第一步切入全球价值链比较成功，但第二步构建国内价值链差强人意，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由于我国创新风险转移、知识产权保护、社会信用体系等方面发展滞后，导致创新面临市场风险的同时还面临着较大的系统风险，企业对人力资本和创新的投入意愿不强；体制内企业受益于行政力量对要素价格的控制带来的低成本和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对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重视不够、投入不足，而体制外企业由于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低价劳动力和各项优惠政策支持，维持低成本竞争优势而对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也不重视；

我国开放以来在收入分配领域过于重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的重要性，同时，对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保护不够，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水平低，导致地区间、行业间、个人间的贫富差距过大，中产阶级的比例偏小，导致内需不足和消费升级滞后，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贫富差距过大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之间形成了循环累积的因果联系，贫富差距过大使处于底层的大多数人没有能力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教育下一代，这反过来又加大了贫富差距，严重动摇了国内创新和消费的基础。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市场营销、金融服务、信息服务、专业服务、贸易服务等，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有重大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专业性和较强的带动作用，涉及工业生产的多个重要、关键环节，因此，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可以提高工业发展质量和水平，而且可以加速推进产业优化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是技术进入生产过程的媒介。大部分生产性服务是以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主要的投入，因而其产出中体现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投入。伴随着这种投入，技术得以进入生产过程并物化到最终产品和服务中。提高生产过程的营运效率、经营规模及其他投入要素的生产率。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分工与技术进步的有机结合。生产性服务业把知识和技术引入生产过程的同时，还通过提供市场交易所需要的基础设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深化社会分工，实现技术进步与分工的有机结合。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影响技术创新的方向。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制造业的生产融入越来越多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边界越来越不明显，出现了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生长、相互渗透的趋势，形成了服务业与制造业一体化的生产体系。新的生产体系不仅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而且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向。

目前，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50%。以美国为例，1980年以来，美国经济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增长了60%，是其整体服务业增长幅度的两倍多。发达国家凭借在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等领域优势，主导全球价值链并获取了超额经济利益。从我国的情况看，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于产业优化升级的需要，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一些高端生产性生产服务必须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不断上升的需求，这可以从我国服务贸易长期以来一直保持逆差的现状得到印证。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不仅没有缩小的趋势反而呈现出扩大趋势，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的逆差为1184.6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了32.1%。我国生产性服务发展滞后必然会导致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薄弱，影响到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据《中国创新型企业发展报告2012》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PCT申请量快速增长，在全世界的排名从2006年的第8位上升到2011年的第4位，排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

PCT申请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因此，我国申请量的提高说明了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企业研发强度偏低。根据《2011年博斯全球创新1000强》统计，我国入围全球创新企业1000强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为1.13%，研发强度仅是1000强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的1/3。2011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为0.93%，而发达国家企业的研究强度大都在2%-4%范围内波动。核心技术不足。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14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占有效专利的比重仅为13.45%，而同期国外有效发明专利占有效专利的比重在80%左右，说明我国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外围技术，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涉及产业单一。2011年，在PCT前100强企业名单中，我国企业有4家，均来自数字通讯领域，而日本有34家，来自机械制造、汽车、电子、化工等多个领域，美国有22家，来自通信、电子、机械、军工、化工、飞机制造等多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