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得到解决，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

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需要解决三个重要问题：首先，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不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假若中小企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不具有显著推动作用，那么相对于大型企业，即使中小企业存在显著的融资约束问题，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并不能成为一个需要被施以特别关注的政策焦点。

其次，作为世界性难题的中小企业融资，影响中小企业的内外部因素有哪些，度量融资约束的方法有哪些。最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思路和途径有哪些。

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大量文献使用跨国和省级数据从多个角度研究了中小企业发展、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中小企业规模的增加可以促进就业、创新和经济增长。Birch的一系列研究认为小企业是创造就业的主要来源，他的研究发现1969—1976年小企业创造的新就业达到66%o后续的研究使用不同国家的企业层面数据也验证了Birch的结果。

Baldwin和Picot使用加拿大的相关数据发现，小型制造企业的净就业创造高于大企业，Broersma和Gautier使用荷兰企业层面数据发现同样结论，Barnes和Haskel使用英国数据也得到类型结论。Vbulgaris等使用希腊数据也得到了相同结果。

但是后续的研究对Birch的结论提出了质疑。Davis等认为Birch的研究方法存在“向均值回归的偏误”:在度量不同规模企业的就业创造时，Birch的方法使用基年来度量企业的就业贡献率，但是该指标不适用于存在经济波动的情形,原因在于当中大型企业受到负面冲击时，可能会变为小企业，随着经济复苏，这类企业会重新成为中大规模企业，在此过程中会伴随着新就业的增加；

另外在经济正向冲击下，小企业会增加就业，但是新增就业会伴随冲击效应的消退而逐渐减少。一旦考虑该测算偏误，这会导致估计的小企业就业贡献率偏高。

因此，Davis等认为应该使用多年平均的企业规模来重新度量不同规模企业的贡献率，他们发现，当控制了该偏误后，小企业并未呈现比大企业更强的就业贡献度。Neumark等使用美国微观企业数据,分别使用了Birch和Davis等的方法来研究1992—2004年间小企业对净就业创造的贡献。

他们发现，使用Birch定义的规模指标，净就业创造与企业规模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雇员低于19人的企业创造了11%的净就业，而大企业的净就业则为负。当使用Davis等定义的规模指标后，小企业的贡献率显著下降，仅为3%,但是依旧高于大企业，此时企业规模与净就业创造之间呈现较弱的负向关系。

Haltiwanger等对Neumark等的结果又提出了质疑，他们使用美国theCensusBureau'sBusinessDynamicsStatisticsandLongitudinalBusinessDatabase的企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当没有控制企业年龄时，企业规模同就业创造之间呈现负向关系，但是一旦引入年龄变量,该负向关系消失了。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初创和年轻企业是就业创造最显著的企业群体，初创企业的就业占据了美国总体就业的3%,其就业的净流量平均为2.2%,但年轻企业也呈现歛更高的总体就业创造和毁灭率□根据测算，经过5年之后，年轻企业因退出带来的就业毁灭率高达40%。另外，该文还发现，一旦年轻企业存活下来，增长速度显著高于成熟企业。

上述研究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数据，在发展中国家成立企业规模与就业创造之间的负向关系是否依然显著呢？Beck等使用1990—2000年包含发展中和发达国家45个经济体的数据，研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同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降低贫困的关系。截面回归表明：中小企业规模和人均GDP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当使用适当的工具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该正向关系不再统计显著。

因此，该文指出，研究结论并不能认为中小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Ayyagari等使用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库的跨国微观企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104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对就业、新职位创造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该文定义的大中小企业标准为：小企业，雇员<20人，中等企业。

研究发现，中型和大型企业的就业贡献显著高于小企业，但是小企业在新就业创造的贡献最高。经测算表明，中位数的统计数字显示小企业创造了45%的新就业，另外小企业还具有最高的销售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这表明该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小企业正快速成长，其中很多变为中等规模企业。

囿于数据可得性，该研究无法观察到就业毁灭,因此无法判断哪类企业对净就业创造的贡献最大。最后，虽然小企业具有更高的就业和销售增长率，但是生产率是最低的，大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增长，这表明小企业创造的新职位可能是低质量的。因此，政府需要在新就业创造的数量和质量上有所取舍。

国内的学者也分析了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就业贡献。田大洲等使用统计年鉴和经济普查原始数据，测算了1996年、2001年和2004年三个不同时期的中小企业数量和就业量，发现中小企业的就业量在企业部门就业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与大型企业比较，中小企业的就业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要更大，中小企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率的波动幅度比大企业的比率高。但是该文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短，且覆盖的行业有限。

创新在企业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研究者分析了企业创新的决定因素，讨论了中小企业在创新上的作用。Kleinknecht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荷兰制造业企业的规模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尽管平均而言小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比例低，但是有研发活动的小企业的R&D强度与大企业没有显著区别。

Audretsch使用美国1990—1995年的数据发现，中小企业是就业增长和创新的重要来源，在此期间，中小企业的就业增长显著高于大企业；虽然大企业获得专利数量多，但是小企业的人均专利比例显著高于大企业。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冯根福和温军使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发现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而聂辉华等使用2001-200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发现企业的创新与规模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当规模和市场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

如何来解释上述发现的非线性关系呢？一些学者提出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创新上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Rogers辨析了大企业和小企业在创新上的优势与劣势。大企业的优势体现为：有足够多的现金流，可以支撑创新的高额投入和成本；大企业的销售额高，可以摊销创新投入的固定成本；大企业有更广的知识储备和人力资源，更有助于创新。

但是大企业存在经营成本高和管理链条长的问题，往往对于革命性创新发明的吸收和利用反应较为迟缓。例如施乐公司发明计算机系统的图像化系统等一系列革命性发明，但是真正采用这些发明并应有的是微软和苹果公司。因此中小企业的优势在于：能更快识别新的创新机会；更灵活地管理架构能更快捷地调整创新和生产方向；更容易激励雇员获得最优的创新努力度。

该文使用澳大利亚的企业调查数据，从企业规模和外部社会网络两个方面研究了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企业的外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对小企业创新起到正向作用。

行业特征也影响大中小企业发展同创新的关系。Shefer和Frenkel使用以色列的微观企业数据发现，不同行业中企业规模同R&D投入和研发之间的关系有差异，大企业在传统行业的创新投入率更高，而在高技术行业则是以中小企业的创新为主，这导致总体平均的效果不显著。

Cin等使用韩国的微观企业数据，将韩国制造业的财务报表数据同政府公共研发补贴支出数据相匹配，研究了研发补贴政策是否影响SME的生产率。作者使用了DID和两阶段Tobit/Logit的动态面板模型来控制内生性问题，研究表明，公共研发补贴能显著提高受资助企业的总体研发支出和生产率，从而起到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功效。

近期也有学者研究了中小企业发展同社会福利和收入分配的关系。Beck等使用贫困率、基尼系数等作为社会福利的指标，使用1990—2000年45个经济体的数据进行研究，并未发现中小企业发展能显著起到缓解贫困的作用。

姚耀军和李明珠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当前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中小企业是当前最优产业结构中的主体企业类型，中小企业为贫困人口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有助于减缓贫困。该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小银行、助力中小企业发展，对中小企业的反贫困效应起到显著促进作用。

池仁勇和金陈飞使用2001—2010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下中小企业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该文发现，以就业规模衡量的中小企业发展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统计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会降低促进效用的数值，起到抑制作用；以经济规模衡量的中小企业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类似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关系。

金陈飞等釆用SYS-GMM方法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实证检验了中小企业资本构成和所有制结构的减贫效应，该研究表明中小企业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和资本结构差异：中小企业初始国有资本比重越高的地区，长期贫困减缓的效果为负；当中小企业的私人资本比重提高后，资本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能起到正向的减贫作用，外商资本提高的效果次之。

结语

综上研究可知，虽然对于中小企业发展是否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仍有争议，但是多数研究支持二者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的论断。但是对二者因果方向的判断仍有待深入研究。除了对宏观经济增长的研究，近期的研究也表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也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