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英法从17-18世纪之交至18-19世纪之交，进行了长达百年的霸权竞争，直至拿破仑战争结束方告一段落，跨两个世纪的频繁战争，也被英国历史学家称为英法间的“第二次百年战争”。在这期间，法国的军事、财政实力均不弱于甚至略强于英国，但是在决定霸权地位的这场战争中法国又以失败收场。加之，英国率先爆发工业革命，更进一步强化了霸权的经济基础。英国相对于法国军事、经济两个领域的优势确立，都与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有着密切的关系。

具体而言：其一，英国可以凭借国债体制，以低利率、长期限筹集资金，成为与法国的争霸战争胜利的物质保障；而法国债务融资体系保留了浓厚的中世纪传统和国王私人化的特征，举借债务的成本高，期限短，债务总额也不及英国，偿债负担却比英国重得多，最终不仅争霸战争失败，沉重的债务负担也成为引爆法国大革命的火药桶。

其二，两国国家债务的绩效深刻影响了英法两国金融体系和经济的发展路径。英国国债以及与国债密切相关的制度安排如中央银行，直接刺激私人证券、票据等金融工具的创新与金融体系的扩张，间接上助推工业革命展开；法国的国家债务与政府为减债所进行的制度安排，如密西西比公司则完全发挥了扰乱和迟滞金融市场发展的作用。

一、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815年拿破仑帝国覆灭的100余年间，英国霸权兴起的最主要敌人是法国。英国战胜法国，在实力、财政因素之外，真正存在较大差异的是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这种差异是霸权战争期间，英国相较于法国能够持续、低成本地筹集更大额资金的直接原因。

1692年12月10日，英国议会表明“我们充分明白现在为了实行对法国国王的战争，陛下的支出巨大，但那是必要的，我们希望以对陛下的臣民来说最不会造成负担的方法来提供这一支出。”自此，国王举债的权力也转移给议会，国王的私债转变为由议会以法律承诺、税收担保的国债。英国国王借贷的历史由来已久，起初的国王债务主要是通过抵押其私产向国内富商或国际金融家筹借，因双方之间的互信程度不高，债务的利率、条件以及期限均非常苛刻，例如有时金主会谎称现金不足，必须搭配20%的小麦和10%的香料，同时高估实物的市价，相当于变相提高利率。

后来，英国王室通过包税制发展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王室借贷机制。即在建立了税收承包制以后，国王就能以包税人认为在自己直接控制之下的未来税收收入为担保提前借款，而包税人也愿意在这个有风险的金融领域做贷款业务，因为他们能在向伦敦财政署上缴他们答应的年租前扣除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英国国王曾经有着不光彩的信用记录，比如英国查理二世在位期间，为与荷兰的战争筹集资金也发行了大量短期国库券，国库券到期时，债权人持有总额高达225万英镑的债券要求兑现，但是英国此时国库空虚无力偿还债务，查理二世下令冻结这些由财政收入担保的债权偿还，史称“财政部停兑风波”。

如果说国王的私债是英国国债的国内渊源，国际渊源则是荷兰的公债体制。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荷兰执政威廉与妻子玛丽受议会邀请承袭英国王位，协助威廉坐稳英国王位的不是其亲兵，而是荷兰的公债体制。在频繁的战争和庞大的资金压力下，英国将荷兰公债改良为更加完善、更大规模的国债体制。光荣革命将英王的财政权转移给议会，与法国的九年战争迫使威廉三世不得不借助各种短期借款弥补军费开支。受困于短期借款的利率高企，议会于1692年决定以新征的恒久税为担保借款。

人类历史中，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债正式诞生。英国以国债作为国家债务融资的主要机制，使其在光荣革命后筹集巨额军费逐渐成为可能。相较于英国，18世纪法国的国家债务体制，仍以中世纪的国王私债为主要特征。法国国王的债务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以王室领地、财产为担保的短期债务，这也是中世纪以来各国王室直接债务的共同特点。第二种是以卖官鬻爵和包税制等特权分配的形式借款，这类变相借款在法国持续的时间很长。第三种是以金融辛迪加为中介的年金贷款。

在佛朗索瓦一世在位时期，预备发行年金型的长期债务，为避免王室拒绝偿还债务，由巴黎市政厅和里昂银行家们组成的辛迪加来充当受委托的第三方管理国王用来担保的财产和征税权。在1536-1543年期间，巴黎市政厅在国王和巴黎资本家中间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以8.3%的年利率筹集了52.5万里弗尔的资金。在里昂银行家们组成的辛迪加也以国王的税收为担保向地方资本家们进行融资，年利率为10%-16%。由于债务总额的增长最终导致利息支付超出用于担保的税收收入，国王拒绝支付应付给辛迪加的利息。这种债务违约毁掉了为国王融资的里昂金融市场，又回到王室直接借款的中世纪惯例。

在英法竞争霸权的世纪里，两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筹集到的资金数额、利率期限以及偿债成本均有着显著差异。英国的债务绝对值一直高于法国，但是英国的债务利率却一直低于法国；换言之，英国以更低的债务成本和未来的偿债负担筹集了更多的资金。法国的债务按绝对值计少于英国，按占国民总产值比例计更少。根据美国学者大卫·韦尔的研究统计，1788年债务余额法国为387，780万里弗尔，英国为24，510万英镑，债务占GNP的比例法国为55.6%，英国为181.8%。但是从年度偿债额可见，法国的偿债负担高于英国，法国29220万里弗尔，英国941万英镑；年度偿债额占税收收入的比例法国61.9%，英国56.1%。

二、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英法为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频繁地爆发战争，战争给两国财政都施加了沉重的压力。英国凭借国债体制，可以以低成本、高效率、持续性地为战争融资。英国在战争期间国债余额的快速增长的同时，却利率和年息额却没有发生大幅上升的情况，说明英国在战争期间筹借债务的成本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可见，金融市场信任英国、乐意向其出借的资金相当充裕。根据迪克森的统计，1691年末英国国债余额为310万英镑，到与路易十四的两场大战结束时的1714年9月27日，英国国债余额增长至3617万英镑，约为之前的12倍。同期，税收从1692年的411万英镑增加至1714年的536万英镑，但其中1714年国债本息的偿还花费了302万英镑，占税收收入的59%。Hoffman估计，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通过贷款筹得的资金分别占战争总开支的85%、81%和100%。

国债筹集的资金，有效弥补了英国在战争期间的财政赤字，负担了英国战争期间弹性开支的绝大部分，给予了英国相对于法国在长期霸权战争中保持更大规模支出的耐性。正如伯克利主教所言信贷是“英国对法国的首要优势”，英国能够“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财用于战争，这使其能将大量的船只和兵力投入到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法国债务融资体系为战争筹集资金的成本、效率以及持续性均不及英国，这使其在18世纪与英国进行的争霸战争时期，债务利率、偿债负担均高于英国。

法国国王债务的风险溢价很高，融资一律被要求高利率，1640-1650年代，对商人的贷款利率为6%左右，而对国王的贷款利率为10%，有时甚至到了25%。但同时，法国国家债务为战争开支筹集到的债务资金规模却均小于英国。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国战争开支中贷款筹集的占比为28%、65%和91%。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在19世纪初英国与拿破仑帝国爆发的霸权战争中再次充分体现。

军事上取得巨大胜利的拿破仑帝国，却无法有效地借助债务融资，唯有通过对占领区的税收掠夺支付战争经费。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欧洲大陆内部对拿破仑帝国的人心向背，预示了反法战争的最终结果。更为讽刺的是，拿破仑战争爆发前的1801年，法国居民持有的英国国债为15万英镑；1804年拿破仑战争爆发后，法国居民持有英国国债的余额不减反增，1806年12月为26万英镑；1810年11月增至172万英镑。可见，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资金不断地从法国流向英国，相当于法国债权人变相地在支持敌国英国与本国作战。而欧洲其他国家如荷兰、西班牙、德国等非本国居民持有的英国国债总额在1810年11月达到了1454万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