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总体来看，中国已经初步建立比较全面的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分为：重点领域生态补偿、重点区域生态补偿和跨地区生态补偿三类，中央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等方式是生态补偿的重要手段。
首先，在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耕地、河流等七大重点领域制订并实施相应生态补偿政策；其次，探索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区的生态补偿，制订《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等措施；
最后，跨地区生态补偿主要开展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对口支援、新安江水环境生态补偿试点、京津冀水源涵养区、广西广东九州江、江西广东东江等开展跨地区生态保护补偿试点，通过以地方补偿为主、中央财政支持为辅的生态补偿模式。当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政策体系。
横向生态补偿一方面是省内不同地市、市内不同区县间的统筹协调，这样的补偿优势在于政策执行推广力度较强，按照此模式有一些典型案例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湖北省鄂州市在梁子湖生态保护工作与鄂州市各区县间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横向生态补偿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与此同时，鄂州市同华中科技大学进行合作，采用当量因子分析法核算当地土地、水域、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将其统一换算为可衡量的货币单位。据此，鄂州市政府依据“谁污染、谁付费、谁保护、谁收益”的补偿激励机制，在梁子湖不同区县间进行生态补偿转移尝试。
三区生态服务价值互相冲抵后，梁子湖区分别向鄂城区和华容区获取2.15亿元和0.37亿元，合计获取2.52亿元。该费用由鄂州市政府支付，按照前期项目计划中以生态服务价值的20%支付生态补偿费用，即0.5亿元，该费用出资比例为：鄂州市财政承担70%，相关区县承担30%。
因此，鄂城区和华容区分别支付1288万元和221万元生态补偿给梁子湖区。该案例是横向生态补偿较为典型的案例，虽然生态补偿费用不一定能够弥补梁子湖区的生态损失，但是这样的试点对于当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横向补偿的另一方面是跨省域的生态补偿，由于补偿方式政策导向性较强，需要国家层面政策制度作为支撑，因此此类补偿的实践和落地目前仍较困难。基于京津冀一体化政策支撑下，北京与河北跨省域生态补偿案例取得了一定成果。
在北京市和河北省政府共同协商下，两省市围绕节约农业用水、治理水污染、涵养水源等方面开展水资源综合利用与生态补偿跨省域合作。具体方式为：北京向承德市下辖丰宁县和滦平县提供局部小流域综合生态治理资金；北京分别同张家口、承德成立京张和京承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协调小组，以推动张家口和承德地区水资源生态环境治理项目。
纵向的生态补偿主要依靠中央向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适用于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性质工程项目的生态补偿模式，例如：三江源牧民生态补偿、三峡库区移民补偿、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等。
目前纵向生态补偿面临的困境在于已有的纵向转移方案和补偿标准难以满足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下的生态治理需求，具体表现为：首先针对省际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缺少合理化立法、可操作性条例和规章、支撑性制度措施的支持；其次针对流域性国家战略的支撑较丰富，与之配套的土壤保持、风沙治理、空气污染防治等领域探索仍有较大空间；
第三，国家层面重大系统性工程项目的生态补偿责任认定依旧存在一定的困难，“九龙治水”与无人监管的现象仍然存在；最后，纵向生态补偿的风险评估和应急机制仍亟待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方案，以保证补偿项目的有序进行。
新安江是安徽省的第三大水系，是浙江省最大的入境河流，为下游供应优质水源。然而随着流域人口的持续增长，以及河流上下游经济水平差异的不断拉大，新安江流域的生态保护建设难度持续加大，水资源保护形势日益严峻。
为实现新安江上下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推进发展的要求，2012年，国家财政部和环保部、连同安徽省和浙江省共同签订协议，实施推进新安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生态补偿机制。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的主客体分别为浙江省政府与安徽省政府，通过引入水质标准指标，建立上游和下游地区根据水质标准双向补偿模式。
新安江生态补偿模式涉及中央、安徽省和浙江省三方政府，是典型的政府主导流域生态补偿模式，补偿方式以纵向补偿和横向补偿组合的方式实现，中央政府每年承担3亿元补偿资金给安徽省，同时，安徽省和浙江省基于水质标准确定补偿主体和客体，补偿标准为每年1亿元。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是国内第一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在结合横向和纵向两种生态补偿模式的探索下，为流域生态补偿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生态农业产业。生态农业产业是在生态学和经济学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与传统农业生产有机结合，进而获得较高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的产业发展模式。生态农业要求去除有害的化学制剂对农产品的影响，一方面能够保证土壤、水源、大气不受污染；
另一方面保证人类在使用农产品后不会因化学制剂造成对身体产生的负面影响。生态农业产业通过良种培育、合理科学种养殖、农地轮作等方式，生产健康、有机、绿色、生态农产品的同时，避免土壤退化造成的负面影响，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生态农业案例包括：北方沼气池、厕所、禽畜舍和日光温室“四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式；南方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模式；草地“轮牧-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生态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畜牧业+光伏”的立体生态模式；生态观光农业发展模式等。
生态旅游产业。1983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首次提出生态旅游的概念，国际生态旅游协会随后于1993年将生态旅游定义为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保证当地居民生计的旅游活动。作为一项新型的旅游模式，生态旅游将生态绿地、自然保护地、人类文化遗产等生态产品进行合理性、保护性开发。生态旅游产业的主要模式为：生态游憩、生态农业观光、生态民宿体验等，能够为生态旅游地提供较好的生态发展机会和生态保护资金的同时，亦可吸引外部资金投资建设生态旅游地的基础设施。
作为生态旅游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乡村旅游是将生态资源整合运用较为成熟的旅游模式之一，通过乡村旅游能够实现充分发挥乡村资源、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目标。乡村旅游发展至今衍生出各类旅游产品：农家乐、民族文化旅游、乡村文化体验、农村扶贫产品、城乡联动旅游等。当下，“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生态旅游”的联动发展模式是国内提升生态旅游价值，践行“两山理论”的重要手段之一。
碳汇交易。碳汇交易作为碳交易的一种形式，一方面可以改善林业交易融资环境，另一方面能够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进行有机结合。
2019年，王华等在研究中提出构建陕西省森林碳汇交易模式，主要包括：首先碳汇供给者在政府鼓励引导和第三方资金支持的条件下进入碳汇交易市场，参与森林碳汇项目并将产出碳汇和碳汇衍生产品投入交易平台；
其次，交易平台由政府进行监督的前提下，最终被碳汇需求者买进；最后，碳汇需求者在参与碳汇交易时，一方面接受第三方组织提供咨询服务了解碳汇购买机制，另一方面在政府需求培育和政策引导下，完成碳汇购买，承担起自身的生态责任。
绿色基金。绿色基金作为绿色金融体系中资金来源最广泛的融资方式之一，主要来源于生态产业基金、担保资金、各类生态产品基金等，绿色基金运行的方式主要依靠PPP模式，通过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从而达到推动绿色投融资的目的。
目前国内PPP绿色基金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类是“政府财政+社会资本”的模式，政府部门使用财政资金出资作为有限合伙人，社会资本则为一般合伙人；另一类是“政府引导+社会资本”的模式。
该模式由政府设立绿色产业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一同构成母子基金模式，主要应用为生态农业、大生态产业等领域。例如：浙江衢州市政府出资3亿元产业基金吸引到12.5亿社会资本，用以发展区域生态产业是非常典型的案例之一。
生态康养产业。生态康养产业主要是凭借区域独有的生态资源，结合当地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产业，开展健康护理、疗养恢复、度假休闲、养老关怀、放松游憩等综合健康服务。2017年，四川省委农工委印发《四川省大力发展生态康养产业实施方案》提出加快建成全国著名康养产业强省和中国康养目的地的目标，并制定了一系列生态康养产业的发展目标和任务。
结语
目前生态康养产业在国内许多省份已经进行了尝试和推广，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种新模式，能够为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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