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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晚清状元,弃官从商后创业“失败”,精神却被后世不断点赞

网友发布 2022-08-04 20:26 · 头闻号创业故事

2020年10月至12月,中央多次提及张謇的事迹,称赞他是“爱国企业家的楷模”、“民营企业家的圣人和楷模”

,并劝勉广大企业家,以张謇为榜样,发扬民族企业精神,为国担当,为国分忧。

那么张健是谁,为什么评价这么高?

张健

,乍一看还以为是张骞,但同为老张家的优秀子孙,一个是西汉“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历史上有名的外交家和探险家;

一个是清代状元,近代工业复兴和工商进口替代的创始人翰林院所撰。

。自甲午战争后,清朝被迫卷入资本主义浪潮,不堪忍受剥削与压迫的人们在主张全面西化和传统文明至上的两种极端思想中逐步探索到“

工业复兴

”方为救国之道。可极端思想不可取,总有人两个都要。这种立志修正传统思想,发展属于自己实业的思想就让张謇在1895年弃官回乡,创办了大生纱厂。

五年,四十个读书月有四个。

这座1899年才勉强投入使用的棉纱纺纱厂,可谓中国近代工业复兴的缩影。既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中国商业探索的艰辛,也点燃了进口代替工业崛起的火花。

张謇不同于张骞,张骞作为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历史书中有着近一页篇幅的人,知名度远胜仅在近代史某一行一闪而过的张謇。而张謇虽然让人感到陌生,但研究近代实业,始终无法绕过他,可算是我们探索近代以大生纱厂为例的工业发展史的切入点。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走上腐败的道路。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变得尤为突出,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天要灭我大清”。清政府的软弱不作为,人民无组织起义的失败,让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更雪上加霜,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并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难上加难。直至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才算有了喘息的机会。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毕竟唐僧取个西经还要经历八十一难,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可谓是坎坷之致。中华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便窃取了新生的民国政权后,政治上主张恢复帝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晴天不久便乌云密布,暗无天日。袁世凯倒台后,民初政权又开始了频繁更迭。各地军阀都妄想登顶巅峰,彼此混战不已。打仗就需要钱,于是为军阀私欲买账的只能是无辜群众。

天灾频繁,人祸不断,让人感觉很可怕,直接激化了社会矛盾。人们抗议,抵制捐款和税收,罢工,罢工,罢工。动荡的环境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使民族工业举步维艰。

民族危亡之际,国内落后的商品市场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蚕食的连表面的“遮羞布”都千疮百孔。作为祖上几代都是普通百姓,张謇寒窗苦读只为光耀门楣,摆脱“冷籍”。

张謇从16岁起参加科举考试27年,一切都有回报。42岁那年,他终于考上了状元。

张謇春风得意,心情正应了孟郊那首《登科后》:

以前的龌龊不足为奇,如今的放荡无度。春风中,这匹骄傲的马以两拍的速度奔跑。我优雅地在一天之内游览了长安的所有风景。

可惜,张謇运气不济,生不逢时,清政府只是当时洋人的应声虫。在这种朝廷做官有什么前途?没有尊严。谈何逆天改命。于是,张謇思前想后,决定趁着《马关条约》签订后,人民对发展资本主义空前热情的潮流,辞官回乡,发展属于大清的实业,企图为挽救民族危亡运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添砖加瓦。遥遥27年科举路,这状元头衔张謇说扔就扔,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其一,

张健的祖上都是农民。

,他从小便知农业和实效对生活的重要。其二,

张謇苦读圣贤书,深受儒家经世思想的影响。儒家的“仁”思想根深蒂固,

让张謇考状元的本心不是为了私欲,而是为百姓做实事。其三,

清政府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低下姿态和卑微怯懦,激发了他作为学者的自豪感。

张謇有着农民的朴实心,说干就干,1883年张謇与通州最大的恒记布庄老板沈敬夫合作,多方奔走,各种谋划,想要减花布捐税,纾解民忧。1886年,张謇在家乡南通,诚邀绅商入伙,共同创立小型蚕桑公司。张謇凡事亲力亲为,他不仅亲自到湖州挑选购买桑秧,分发给乡民,还教授其种植桑树的方法,帮助乡民种桑养蚕缴丝。然而,不善缴丝,则丝不成市,差劲的技术和官府横征暴敛等原因,使张謇的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有得有失,张謇的蚕桑创业失败了,但他积累了丰富的人脉。他朴实的做事风格既得到了乡亲的认可,也为他创造了一个好口碑。善于总结失败的他深刻认识到政府的习难和经商的不易,可张謇固执地认为:国难当头,饶幸无事的人,自以为可以偷旦夕之安,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要想挽救时局的颓势,只有让朝廷强硬地不准洋商在内地开办工厂,同时,我们要学习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模式。

直到1894年,张謇才觉得重农抑商是错误的,要改变中国的贫困状况,大力发展近代新工业是必要的,也是唯一的。由此,张謇更加积极地朝着自己的棉纺行业之路发展。

1985年,张之洞任命张謇负责通海事务。张謇弹精竭虑,尽心尽力。亲自议办“认捐”,重整义庄、社仓,为重建书院筹措经费等多措并举,事务妥善的解决让张謇深得张之洞的誉赞。1899年,张之洞举荐张謇来通州负责招商事宜。此时的张謇空有热情,心里并没有谋策,考虑再三,最终答应在南通筹办大生纱厂。从商后的张謇虽然自叹:

“固有之罪,以儒为商,以数十万之事坑人,屡犯至恶讯不测,三者皆在道背后。”

但南通大生纱厂的建立还是标志着他从乡绅到民族资本家的转,自此朝廷少了个状元,多了个为近代实业奔走操劳的先驱。俗话说:商人重利,其实不然,张謇秉持“尧舜之治”和“圣王之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儒家社会理想的贯彻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和绅商的革除弊政和抵制外资侵略行动与实业救国思潮相互作用,共同营造了一个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社会环境。以绅商为主体而创办的资本主义工业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多为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卷烟业等投资较少,有丰富经验,见效较快的轻工业。

当然,棉纺织业是这一时期最明显、最有代表性的行业。张謇创办的南通盛达纱厂不仅在近代中国民族棉纺织企业的成长中奠定了基础并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且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时期机制棉纱进口贸易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样本。

1899年5月,这个饱含人民实业救国热情的纱厂才勉强建成投产,当时商办工业企业从建立集资,到生产发展,再到产品销售都艰难异常。但同厂不同命,同时期的新纱厂也有顺风顺水的,像是裕晋、大纯、业勤、通久源、苏纶、大生、通惠等,因为纱厂选址地区的工业风气已有雏形和老板有着较为深厚的资金力量,它们都未像张睿创办大生纱厂那样的困难,所以大生纱厂的建成过程可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发展的重要样本。纱厂发展不仅“内卷”,还有洋纱插一脚。从1897年到1899年,洋纱进口数量庞大,伴随着花价和工价的上升,各纱厂盈利减少,入不敷出,难以为继。裕晋纱厂转给了德国商人,大纯、华新率先踏入倒闭的穷途末路,只有大生纱厂在内忧外患中艰难生存,逐渐站稳脚跟。最后张謇采用“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的经营方法,克服了资金周转慢和短缺的困难,并取得了较好的效益。随着大生纱厂资本的积累,张謇又陆续创办了大生分厂、广生油厂、复兴面粉厂、碾米厂、火柴厂、电灯厂、阜生蚕桑公司等;在农业方面创办了

通肯畜牧公司和大有金

大禹

责任重大

等农垦公司;在交通电讯方面创办了

大轮船公司

电信局

等。实业发展的顺利,让张睿又兴起了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想法。1902年兴办了

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

——通州师范学校,1903年创建了

中国第一座自然博物馆

——通州博物苑。此后,逐步创办了纺织、农业、蚕桑、医学、商业学校以及盲哑学校、女红传习所、伶工学社等。遭受战火侵害的近代社会终于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再创了一个鼎盛发展时期。

民国经济学家杨档曾称赞纱厂的成立是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事件。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南通以大生纱厂为主体,使农工商事业有了空前的紧密联系,成为了一个有机整体,南通地区无可非议地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以点带面,互相促进,南通纱厂的飞速发展也带动了通州周围农村以土布为主的家庭手工业的发展,通州土布因此闻名天下,成为南洋一绝。一战使大生纱厂绚烂,也使它凋亡。随着战争的结束,大生纱厂的经营却迅速恶化,于1925年7月被债券银行团接管。大生纱厂的陨落从宏观看,与一战后棉纺行业整体行情的不景气密不可分:

一战爆发后,欧美减少了工业品出口。

,这使我们的棉纺行业抓住了机会发展。

而欧美工业产品产量的减少,主要是因为英国和欧美国家把主要生产力集中到了军需品的生产上。

这种因战争的爆发而产生的繁荣自然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迅速消失,大生纱厂中期的繁华引起的资本过度扩张,使它迅速陷入经济萧条。1922年就有了高达39.6万两的收入赤字。这么一大笔负债是大生一厂以机器,建筑物等固定资产为担保而促成的。此外从一百多家钱庄借入的信用借款达136万两,就这样大生因为经营资金不足,周转缓慢,导致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哪怕是1924年,南通的债券团组织对大生纱厂的经营进行干预,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挽回不了颓势。于是,1925年,大生纱厂便被上海银行团接管。

巴黎和平会议

引起的“

日间运动

”也算是大生纱厂衰败的导火索。不管是1918年举办的“主张国家税法平等会”,还是1915年创办的“国民外交协会”,在企业发展急需资金的情况下都形同摆设。大生纱厂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张謇也不再坚持“排日”,甚至想从日本借款,他说:“

无论内债还是外债,条件都不能太苛刻。只要对企业有利,外债没有理由不能进口。

”张謇终是从日本借了总额高达800万元的款,可是借款是成功了,但是日媒较为详细地报道了张謇借款这一事件,引起了巨大的舆论。现在看来从日本答应借款起,张謇和大生纱厂就成了日本的掌中之物。当时日本工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中国,面临国内棉纺业佼佼者,多少有各种性质的眼红,不论是占为己有还是毁灭它。张謇实施的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董事会来领导整个企业这种较为专断独行的决策方式,面对各种舆论,张謇不得不迫于形势,被迫以牺牲大生厂的利益,放弃一次难得的融资机会。这次融资的放弃,使大生彻底没了挣扎的勇气和底气。大生纱厂虽然沉没于历史的潮流中,成为道道近代史倾轧过后的某一深刻痕迹,但近代南通棉业生产各个领域的有着显著的实际效果。它证明了

只要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就能充分发挥中国本土资源的优势,提高传统生产的效率,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

张謇创办的南通纱厂是近代最早开始在棉花生产方面兴起农业教育与培训事业的企业之一,这是因为以张謇为代表的部分进步人士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生产的重要作用并予以重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为了提高农民素质,开办了一批以农民为对象的培训机构,这在近代实业史上是一个很超前的举措,它使这些地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而且,张謇宣扬农村织户要放弃传统自纺纱使用机纱,在我国技术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南通纱厂的衰败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只有彻底打破“

染色整理,方法老套,外观差

”的经济结构,改变以劳动力投入为主的格局,增加技术与资本的投入比例,才能充分发挥技术的推动力量。从表面上,张謇确实是“失败”了,但他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中西文化碰撞、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他并没有退缩,他迎难而上在绝境中突围、在逆境中奋起,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进程,这种勇于担当、敢于拼搏的精神在今时今日更需要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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