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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年轻人赚钱

网友发布 2022-08-02 05:10 · 头闻号创业故事

DJI背后的摆渡人。

文/中国经营战略叶舒宪

从香港到深圳到东莞,从香港科技大学到南科大到松山湖…

【南科大话剧时刻】

2011年6月,《南方周末》显要版面出现了《改革,不要口号》的联名公开信。

公开信振振有词,直指南科大中国高教改革体制。

信中还列举了当时南科大存在的其他问题,毫不客气地说,“自主招生、自考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的核心,“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

公开信的三位作者分别是时任南科大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的、李、李建树。

在声明中,他们宣布与南科大创始校长朱清时分道扬镳,并后悔退出南科大。

一石激起千层浪。

《南方都市报》、《华西都市报》等国内有影响力的纸媒均在重要版面报道了“鲁豫在南科大遭遇高教改革挫折”。

网上甚至有人用“生死”来形容那一刻的南科大。

然而,起初,李泽湘自愿加入南科大。

2009年9月,刚刚卸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半年的朱清时,被深圳市政府正式聘为中国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同年,HKUST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系的教授李泽湘发现,他和他的学生创办的一家公司开始盈利。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6年,名字叫“DJI”,学生叫王涛。

据说,南科大正式筹建的消息传到香港后,李泽湘迅速给朱清时打电话,表示为了建立一所理想的中国大学,愿意在深圳做志愿者,并将“尽力促成南科大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

李泽湘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高等教育。

“DJI”的建立,也是他对现有教育体制的反思和“反叛”—

什么是真正的AI天赋?理论。好吗?还是可以创业?

朱清时也可谓是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他想解决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当时他给南科大的定位是:国际研究型大学。

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着同样热情的两个人一拍即合。

然而这个蜜月期并不长。

来帮助我们的李泽湘和HKUST团队研究了HKUST、新加坡国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学校。,希望先建立一套包括老师工资制度和核心学术团队在内的管理机制,等制度建立后再招生。

朱清时以自己在国内,尤其是在中科大少年班的经历,认为根据国情,当年考出好学生是最重要的。时不我待,于是招生建校。这就产生了第一学期的课程表,就在上课前敲定。

双方存在严重分歧。

“我与朱校长进行了一对一的面谈,也以小组形式进行了讨论...还是不行。”李泽湘后悔了。

经过一年的磨合,李泽湘和另外两位来自HKUST的教授就学校问题“采访了市政府和市委书记五个小时”。

“他们的向上报告对我南科大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朱清时曾对媒体坦承。

终于,2011年夏天各种矛盾爆发,李泽湘发表公开信,离开南科大。

他原本以为可以在这里实现自己多年的教改梦想。

还有一种说法是李泽湘被朱清时“开除”了。

朱清时曾向媒体提及:“HKUST的三位教授最终未能与深交所就薪酬达成一致。”

【来自斯坦福的灵感】

1984年9月24日,64岁的台湾省作家柏杨在爱荷华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次年8月,他把这篇讲话和其他文章收集起来,编成《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出版。

柏杨在书中对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害怕独立思考”等一系列“劣根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圈引起热议。

那时,李泽湘正在加州伯克利学习电子工程和计算机。

《丑陋的中国人》大陆版于1986年夏出版,每月订阅量达280万册。然而,同一时期最受欢迎的琼瑶小说第一版一般只有10万册。

当年该书大陆版主编陈书明在2017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和激情。确实有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推动着社会前进。反思是那个时代很流行的一个词,所有的价值观都要经历一个重构的过程。”

这本书在内地畅销前不久,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第一,教育的改革和振兴已经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

当时也恰逢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留学生回国。“海归”开始更多地参与中国的发展和建设。

仍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李泽湘也回到了中国。

他关心中国工程教育的改革。在对北京工业大学等学校进行调研后,他提出了一份“改革建议”,并提交给了国家教委。

虽然这份多年后似乎看到了AI时代大潮的“提案”最终未能落地,但李泽湘得到了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刘忠德的接见。这深深地鼓励了他。

李泽湘本身就是“教育改变命运”的最好例子。

高考第二年,他从湖南农村考上了中南矿冶大学。1979年,为了感谢中国人的热情款待,美铝愿意为中国培养两名本科生。由于老师的家庭背景,李泽湘被选中到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学习。毕业后,他被加州伯克利大学录取,攻读硕士学位。

在美国期间,李泽湘体会到了欧美工程师教育体系的优越性。

1951年,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决定在校园内设立斯坦福科技园,鼓励师生自主创业,同时吸引社会公司入驻园区,成立新公司。

正是这个决定,使得斯坦福科技园成为硅谷的早期雏形,特曼被誉为“硅谷之父”。

因为硅谷众多大学强大的科研实力,孕育了谷歌、惠普、苹果等影响世界的公司。

“研究-应用-产业化”的创业生态从此成为斯坦福大学的传统。

如今活跃在中国资本市场的一批新锐企业家,可以算是“斯坦福系”了——小红书创始人毛、牛电科技CEO、玉柔科技创始人李炎、等

与史丹福大学、柏克莱大学在矽谷的良性互动,以及市场创新与科研成果之间的良性互动,让李泽湘希望“回国办大学”,推动“产学研体系”。

【从DJI出发】

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给许多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之后,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吸引李嘉诚投资25亿元建设盐田港。

同年,李泽湘辞去了纽约大学的教职,选择了“毗邻大陆”的香港,加入了香港科技大学。

1994年,也就是盐田港开放的同一年,王石开始在深圳郊区建设华强北商圈。仅用三年时间,王石就将华强北打造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品集散地。

与此同时,旧金山州立大学前校长吴家伟在担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时提出了“深港区”的概念。

一直致力于“科研成果市场化”的李泽湘,也早早看到了深港制造业产业链优势与港产教学科研优势结合的可能性。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摸索,他于1999年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吉谷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年后,2019年2月18日,中央政府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建设世界级的城区,这或许可以作为李泽湘愿景的旁证。

“如果在深圳创业,创业者从有想法到产品推出的速度比硅谷快5-10倍。你需要什么零件?晚上跟师傅谈,第二天就能拿到货,而且成本是硅谷的1/5甚至更低。”

看到深圳湾区的潜力,李泽湘不仅自己创业,还鼓励学生创业。

2006年,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他的学生王涛在叔叔的杂志社不足20平方米的仓库里创办了无人机公司“DJI”。

当时的师生应该都没有想到,13年后,DJI不仅从0到1开创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还称霸全球千亿元市场。

然而,在创业初期,DJI的发展非常艰难。

最致命的两个问题是资金和人力。

因为资金有限,很多高科技人才参观完办公室就不愿意来了。另外,当时飞控市场还没有开放,很多人都不是很看好。

在深圳很难招到工程技术人员,很快团队里就传出有人试图窃取核心技术,成立小“DJI”的丑闻。

DJI有死亡的危险。

李泽湘不仅为王涛找到了资金支持,还帮助他重新组建了一个团队,并推荐他的优秀学生加入。由此,公司慢慢走上正轨。

“一些早期投资者,包括来自新加坡、台湾省和香港的投资者,都是我的好朋友。公司的具体运营一直都是他们自己管理。有什么问题,我给你提意见。”李泽湘这样解释他在DJI的角色。

2015年,DJI曾主导消费级无人机市场,打入许多后来者。

后来者正在到来,包括总部位于美国加州伯克利的3D Robotics,法国无人机制造商Parrot,以及中国的许多创业公司。

给李泽湘王涛两个建议:第一,除了占领外贸市场,向内需转型;二是开拓消费市场之外的农业领域。

2018年,DJI的全球市场份额超过70%。

在2018年胡润80后富豪榜上,王涛的身价已经达到450亿人民币。他白手起家,曾被媒体称为“中国最赚钱的年轻人”。

“DJI不是第一个进行飞行控制的人。关键是那时候这些年轻人能够不受传统山寨思维的影响,自己定义这个产品,所以就出去了。”这是李泽湘老师的总结。

DJI成功后,李泽湘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将单个成功案例系统化、规模化,培育一批“DJI式”的新企业。

【打造中国新硅谷】

除了北大早选王、科大讯飞等少数案例,“学院派”创业在中国几乎销声匿迹,远远落后于“草根”创业。

这是李泽湘一直试图通过自己的微薄努力来改变的现状。

后悔离开南科大后,2014年再次出击。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香港科技大学工程学院院长高、东莞市政府共建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

这是一所产学研结合的RD新机构,不仅高效孵化高科技项目,帮助创业项目走向市场,还与世界各地的大学合作,构建中国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在这里,传说中的李泽湘学生创业团继续扩大。

其中,史金波博士创办的李群自动化公司和被称为“水特斯拉”的易动科技,成为被投资者看好的独角兽公司。

截至2018年下半年,该基地已成功孵化创业企业27家,总产值超过19亿元。

“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想对行业产生影响,就不能只发表文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你的研究和教育一个个变成创业团队,来弥补整个中国制造业中的空白。”

李泽湘一直强调,要把“创造力”变成“企业家精神”,把人才培养从“产业布局”往后推,打通“科研成果”和“商业产品”之间的路径。

他甚至计划在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建立从幼儿园到中学的一站式基础教育设施。

资料显示,李泽湘拥有DJI约10%的股份。根据DJI目前的估价,他的身价超过1亿英镑。

但他身边的人还是习惯叫他“李老师”,他还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当老师”——来香港27年但仍带着轻微湖南口音的李泽湘喜欢这样称呼自己。

去年9月,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粤港机器人学院——新型工程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探索》的文章,共约17000字,算是他对中国教育尤其是工程教育改革理念的长期思考和总结。

有些人总想靠自己干出一番大事业,但真正的大师愿意成为成就别人的人。在成就他人“利他”的过程中,最终成就了最好的自己。

从AI技术等工科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到看好粤港澳大湾区,这位成就了DJI的教授已经领先这个时代至少20年。

从香港到深圳到东莞,从香港科技大学到南方科技大学到松山湖,这一次,DJI神父的教育梦想真的会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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