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杰克森·易、胡先煦、罗一舟等明星应聘中国国家话剧院岗位是否公平公正的问题,“一个小镇作家”在一个被嘲讽的语境中成为热词。在社交网络上,无数“小镇问题制造者”纷纷出面为这个群体正名。他们通过尝试“做题”来改变命运,而不仅仅是那些努力学习,缺乏资源、视野和格局的应试者。
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能看到的“小镇作家”大多已经是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但这种过于集中的声音是不是有点单薄?从前几年的《小城青年》到最新的《小城作家》,为什么《小城》总能触动舆论的神经?

昌邑受访者供图
“小城镇”的地理命运
在“小镇作家”这句话里,“小镇”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小镇,而是相对于大城市的小地方。
刘逍遥的“镇”是定西,位于甘肃省中部,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平原,距离她现在工作生活的天津1575公里。刘逍遥说,定西形似凤凰,南北窄,东西长。她住在定西西部,基本上再往西一公里就要出城了。那时候每天骑车上下学只要20分钟,她已经住的很远了。更多的学生住在学校附近,可以步行。有一次,她和住在定西城东的同学去玩,几乎穿越了整个定西城,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当你谈论一个地方时,你知道它在哪里。”刘逍遥说,她觉得小城的每个人都是熟人,随时都可以和亲戚见面、聚会。大概是她上小学的时候,也就是20多年前,定西只坐公交,只有三趟,足够跑遍整个城市了。
和刘逍遥一样定居天津的林玉也来自山东半岛西北部的小城昌邑。“大学同学曾经去过我们那里,说我们小县城从东到西,20分钟就能逛完。虽然说得有点夸张,但小到一件事就什么都知道了。”林玉说。
“小”是“小城”的地理命运,甚至决定了在那里土生土长的“问题制造者”的视野和格局。很多“小镇作家”从小就背负着一种来自父母的命运期待:走出小镇,到大城市生活。
高一的时候,刘逍遥的姐姐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爸爸带她去送行开阔眼界,但她只觉得北京大,车多,人多。曾宇和她的父母去了青岛,那是她上大学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感觉就是人多,都是人。”现在回忆起那次青岛之行,她连崂山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她唯一记得的是有一棵树,说摸一下会有好运。“我记得很清楚,我妈跟我说,你快点摸,今年中考会有好成绩的。那棵树被摸得像铜锈一样滑。”林玉说。
“我妈总跟我说,如果我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大学,我就‘下来’工作。林玉觉得,父母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留在县城,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通过电视或其他渠道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在县城,他们看不到那种世界。他们已经这样做了,所以他们期望下一代有不同于他们自己的生活。
林玉说,十多年前,我的表妹在山东师范大学自学了本科,并获得了研究生学位。她到济南后,第一次去餐厅吃牛排。她有两个感受:一是牛排太好吃了,我真想带爸爸去尝尝。他们村里有人养了一辈子牛,却不知道牛肉可以这样吃;第二,她看到旁边的孩子熟练地用刀叉吃着牛排,而和她差不多大的侄女还在乡下的泥地里玩耍。“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定西受访者供图
我走出了我的小世界。
2002年,林玉中考成绩非常好,但接下来的高中生活让她不敢放松。林玉记得高中开学的时候,班主任的第一句话就是给他们介绍高考。按照往年的录取情况,高考的时候,“最多只有一半能考上本科,也就是二本以上,剩下的想都别想。”
林玉的高中学习记忆应该和很多“小城作家”不谋而合。他早上五点半起床,六点多开始早自习,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晚上十点结束晚自习。回到宿舍,他可能会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做另一套卷子。他一个月只有一天假,没有体育、音乐、美术课,只有语文、数学、英语和他们选的文科课。大部分女生都把头发剪短了,有的同学甚至为了节省时间就在教室里吃点东西,而不是去食堂吃饭。
没有人会质疑这种课程安排,大家都想进前半程。每年高考结束,学校的大喇叭都会一遍遍播放“喜讯”。当林玉和他的同学们听到被重点大学录取的名字时,他们充满了羡慕,他们希望将来能像他们一样。
就在林玉为高考冲刺的时候,远在定西的刘逍遥也在努力。尤其是高考前几个月,她复习到凌晨两三点,早上六点去学校继续学习。“我学习很努力,很认真。天资平庸,辛苦一定会做。”刘逍遥说。那时候除了炖鸡汤,父亲还会沏浓茶。“困了就喝,提神。”

2005年,刘逍遥和林玉参加了高考,去了小镇外的大学。何江也在这一年参加了高考,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从湖南乌江边的一个小村子出发,然后从江西鹰潭转车,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了大学所在地合肥。当火车驶过长江时,贺江非常激动。那是他第一次目睹长江,他真的被激流的气势震撼了。
与刘逍遥和林玉相比,何强可能有更长的路走出“小镇”。他从乡村走到县城,走到省城,又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波士顿。他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走出自己的天空空,2017年出版。“我想,人可能只有脱离了最初的视野空才真正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浩瀚,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或听过的东西。我很庆幸我脱离了我的小世界。”何江在书中感慨。
照片由魏的乡村采访者提供
留在“小镇”的人
正如林玉的高中班主任所说,他们班70多人只有一半考上了大学。就像一个分水岭,另一半有另一半的命运,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出“镇”的。
青年作家魏有一次离开小镇又回到镇上。他总是关注那些留在县城和乡村的人,把他们的故事写成小说。他写了《镇上抑郁的年轻人十八种死法》、《农村三部曲》、《所有的人》、《别拿别的了》、《王能浩》等等。
青年作家魏
在“小城作家”的讨论中,很难听到留在小城的人的声音。魏说,他们没有心思或精力每天说话,他们的声音似乎不容易被听到。就算是出远门,如果没有特别漂亮的学历和成绩,也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在《小城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中,魏写的是从“寒酸”学校毕业,初踏入社会不知所措的大学生。
魏已经是一个被业界认可、被读者尊重的作家,但在他的家乡山东淄博的一个村子里,他仍然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至少在父母眼里是这样。他们只知道魏是写的,但很少有人是他的读者。家里还有5亩地,春种秋收,农忙季节活儿多。“我有时候会想,我从小就干农活,三四十岁了还在干农活。”魏对说:上学的时候,他经常听父母说:“你不好好学习,就会变成农民。”像林玉一样,多年以后,他明白了父母的良苦用心。父母无法向他们描述“好好学习”后的美好生活会是怎样,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经历过。他们只能用“不好好学习”的后果来预警人生。“在农村,父母只能用这种方式教育我们,”魏说。“似乎在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中,农民是最不受欢迎、最辛苦的一个。”
在魏经历和观察的农村生活中,“一个村子里能有一两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实属难得。”大多数年轻人去技校学习一门技能来养家糊口。小说《王能浩》中,村里的年轻人有的在中专学美容,有的在大专学信息技术,当然还有人去了美国,与村里的一切都有着遥远而脆弱的联系。
2016年5月26日,何江站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讲台上,作为学生代表发表演讲。他的照片和视频被送回国内,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大规模关注。对何江的家人、亲戚、朋友、老师逐一采访,一次次挖掘他的成长背景和学习经历。“似乎每个人都想从我的成长背景中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这样就可以用它来解释‘乡村宝贝’和‘哈佛’这两个词之间的联系。”何江在《走出自己的天空空》一书中写道。
昌邑受访者供图
小城市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现在,何江在美国波士顿成立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按照我们的理解,他应该是一个励志的“小城作家”。但何江并没有太在意这个概念,也没有纠结自己是否属于这个群体。在他看来,这个词简化或刻板化了一个群体。事实上,不同背景的人会有不同的成长轨迹,但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会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触碰自己能力的天花板,走出自己独特的人生之路。“小城作家”这个词只是从一个角度看某一个阶段某一群人的努力和尝试,并不能概括或概括一个人的轨迹或状态。正因为如此,我个人更愿意打破或者忽略这样的刻板印象。”贺强说道。
生活在“小城”的魏并不看好当下关于“做一个小城问题作家”的讨论。他认为其中涉及的城乡差距、阶层固化等内容,以前屡见不鲜,但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林玉认为“小城镇”是一个宏观话题,与中国的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大一部分留在城市的‘小城作家’和已经生活在城市的人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他们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也很不一样。”林玉说。她很珍惜自己作为“小城作家”的经历,现在她的一些坚韧、努力、隐忍的性格和品质都来自于此,而对她来说,这确实是改变命运的重要一环。
“直到我工作了,我妈才舍得把我高中所有的书、笔记本、论文都卖了,五麻袋。”林玉说。父母对她在大城市的地位很满意,工作体面,收入稳定。他们觉得林玉靠自己的努力成为现在的样子很不容易。但林玉更满足于自己的独立,在更广阔的世界里独立思考和生活。
如果说城乡差别是“小城镇”成为舆论话题的重要原因,那么在今天,这种差别正在缩小。林玉发现,高楼大厦、牛排、咖啡和汉堡包开始出现在县城里。不久前,刘逍遥回到定西,在社交网络上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她离开后,她的家乡发展迅速。定西新城越建越大,很多高楼,美丽的人工湖,科技健身房,商业连锁都是从大城市过来的。“生活的便利性已经很高了,网络名人、外卖、优盘、团购等新业态如火如荼,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在那个时代
也有不变的地方。林玉小时候,随父亲从县城回到农村老家。有一段路,两旁是高大的杨树,再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小麦、玉米、棉花的景色在不同的季节轮换着。林玉说,20多年来,这里没有任何变化。她常常觉得时间真的停止了,但在现在生活的大城市,她既没见过杨树,也没见过大片农田。
新黄河记者:蒋丹编辑: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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