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成功是场骗局，挣钱难活着累，疯狂内卷，开卷不一定有益

在中国，妈妈常跟我们讲许多努力打拼的励志故事，比如台湾三级贫户农家出生的陈水扁考上台大法律系，最后当上了台湾省省长，农家出身的刘强东变身霸道总裁抱得奶茶归，清贫家庭出身的张靓颖变身海豚音公主，三度受邀参加美国格莱美。

这些成功人士的故事，为什么这么猖獗。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更多因为天资还是自己努不努力？社会上的高薪人士真的是因为他们很有本事吗。哈佛教授MichaelSandel接露了我们常听到的成功神话，告诉大家这些故事不仅伤害了整个社会，还阻碍了公平正义的实现。

我们听到的各种成功故事。背后都预示了一种价值观叫做-才能至上，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多寡，社会地位高低取决于一个人的才能，也就是天赋加上后天努力。所以想要在社会上往上爬当然要靠自己努力打拼。我们可能会认为这观念很理所当然，但他背后其实源自于一种道德观，就是认为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有其他因素可以干扰，历史学家Jackson Lears把这称作-自为道德观。

16世纪的新教改革时，清教徒反对人们可以跟教会买赎罪券积功德，这简直就是亵渎神灵。但如何确保自己是神选之人呢？就是每个人在世上都被上帝分派了某项天职。如果一个人可以奉献于工作，努力累积财富，这种世俗的成就就是救赎的征兆。这种想法一方面促成了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另一方面让欧洲人发展出了才能至上思想。认为成功的人一定是活出了神的天命，而失败的人一定是咎由自取，或是做了什么违背神的事。这种道德观传到美国后，被福音派发扬光大，主导了美国社会200年，甚至还发展出一套成功神学。

当媒体问高盛执行长LLOYD BLANKFEIN，为什么可以给自己数千万美元的高薪，他回答，银行业是为上帝工作。在卡崔娜飓风侵袭美国之后，保守派基督教牧师说，这是上帝对美国的惩罚，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话听起来很荒谬。但其实很多人看待成功的态度，就像这些清教徒一样，非常强调自由意志，个人的主动性。认为有钱人一定是因为他们有足够才能，而低薪的人一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只值这些钱，仿佛人生都不会受到家庭背景，机遇，社会结构的影响。这种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公共政策，教育，还有工作。外国学者在中国各大学演讲时，很惊讶的发现一件事情。中国大学生竟然跟美国大学生一样都有很强的才能至上思想，认为有钱人当然是靠自己努力赚来的。为什么中国跟美国会共享同一种价值观，因为这些大学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出生在1980年代市场导向的全球化之后。中国出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美国出现了里根总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而才能至上的想法，最早就出现在里根总统捍卫自由市场的论述中。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里根说，政府不要插手自由市场的竞争，因为市场机制会透过供需法则自动调节每个人的薪水。所以，每个人拿到的薪资都是最公平的，反映出社会的供需。政府唯一需要做的是，就是让就业市场的机会平等，不分种族，性别阶级，只要有才能的人就该让他站上适合的位置。所以过去40年来，美国的政治辩论都聚焦在机会平等上，就是要打击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捍卫少数族群的权益。这样听起来不是很好吗？如果我们接受只要机会平等，劳力市场就会给每个人应得的报酬。其实就暗示了你如果领到低薪，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成功或失败都取决于你的才能。所以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你要负责，不要奢望国家给你失业补助或是社会福利，政府经做到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一展才华。最后你还那么穷，那当然只能怪你自己啊。有位温柔的女性告诫大家-你们要自立自强啊。

这就是为什么克林顿总统在就任演讲时说，责任总是紧跟在机会的后面。因为他们有的机会太少、承担的责任也太少。我们为大家提供机会，却也要大家负担起责任，新时代的老式美国人：机会、责任。

表面上看来，政府承诺给所有人机会公平竞争、反转阶级。但实际上在做的事情是想要把原本政府的责任转嫁到个人身上，借此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减少政府介入市场。这在政治学上被称作新自由主义，就是透过强调竞争机会与个人责任，来让政府可以不干预自由市场。

结果过去40年来，才能至上主义跟新自由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席卷全球，各国政治人物都承诺要打造阶级流动的机会之邦。

“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这种感觉。国家不会保证结果平等。但是人人有平等机会追求成功。”

“任何人不论长相身份或喜欢谁，都应该有机会往上爬，只有努力与梦想能决定一个人爬多高。”

“我希望英国成为全球顶尖的才能之邦，人人机会平等，唯有才能与努力决定一个人爬多高。”

这些政治人物都在讲同一套向上流动的话术。成不成功在于你自己想努力爬多高，但这些人都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美国人的所得中位数已经停滞了40年，劳工的薪水都没有涨，社会学家研究也发现，出生时家庭收入所得在全国后1/5的美国人只有4%能爬到前1/5。但是这些顶层精英无视劳工的处境，还一直宣扬才能至上，贩卖阶级流动的神话。结果就是让向上流动听起来一点都不励志，更像是对劳工的侮辱，好像劳工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所以才会低薪。但是如果向上流动早就已经不符合时政数据，为什么精英阶级还要一直讲呢？其实向上流动在当今社会就像是柏拉图所说的高贵谎言。

柏拉图认为，国家管理者如果要维持社会安定，最好跟公民灌输一套神话。例如说，人的灵魂天生就是用不同金属打造的，所以才会有社会阶级之分。同样的不断灌输才能至上跟阶级流动的神话，就会让人们以为低薪是因为自己的才能不足，而不会认为是经济体制出了问题。作者认为这也是为什么2016年时特朗普能够当选，因为特朗普从来不谈向上流动，而是跟着白人劳工一起大骂精英阶级。

2011年特朗普质疑奥巴马的学历，要求奥巴马公布他的大学成绩。“我听说他是一个烂学生。这样一个烂学生怎么能进哥伦比亚大学，然后又进了哈佛。”

但是我们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整个社会会那么看重文凭，因为资本主义带来了贫富差距扩大后，欧美国家的政党又不敢得罪财团，不敢处理经济问题。所以就反过来告诉社会大众说，全球化之后你就要跟世界各地的劳工竞争，所以找不到好工作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竞争力啊。要在全球化时代胜出，就要加强你自己的能力，要努力考上好大学，未来才可以找到好工作，所以从199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主流政党都开始转移焦点，不谈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把矛头指向教育。要劳工自己提升教育水准，提升竞争力。“如果你问我政府有哪三件事最为优先，我会说教育、教育、还是教育。”

“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下，工作可能转到任何地方，企业需要受过顶尖教育的人，不论那些人在哪，如果你没有受良好教育，就很难找到糊口的工作。”

当精英阶层一直告诉大众如果要向上流动，就要去追求文凭。这时候就会产生很多问题，第一个是，其实在美国，有大学学历的人口只占总人口1/3。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大学学历，而是技术专业的劳工，你现在就跟这些劳工说，你们之所以低薪是因为低学历。反而伤害了这些人的尊严，好像一定要读大学人生才会有成就。第二个问题是文凭主义导致政策制定者都是精英阶层。在1960年代，有25%的美国国会议员没有大学学历，但是今天只有5%没有大学学历。而在英国，有7成人口没上过大学，但是在国会里没上过大学的人却只占12%。英国首相BorisJohnson上任后，内阁成员更有一半都是牛津剑桥大学毕业的。所以当今世界的民主政治其实是少数不知民间疾苦的高学历精英统治着多数平民。各个主流政党根本都不能代表老百姓的声音，甚至学者MarkBovens把这种现象称作文凭民主。

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仿佛退回到了19世纪工人没有投票权的时代。19世纪的欧洲议会政治，是由财产权多寡来决定你有没有投票权。为了反对这种不平等，劳工阶级跟妇女发起数十年的社会运动抗争，才在20世纪争取到了全面普选。所以在1920-1950年代，没有大学学历的议员比例高达一半，代表着底层劳工跟妇女的声音开始可以被听见。但是在1960年代至今的半个世纪，没大学学历的人越来越难进到议会里，有些人可能会问，让高学历的人来治国不是更专业更好吗。

但是从历史证据来看并非如此，例如杜鲁门总统没有大学文凭，却是美国史上评价最高的总统之一。罗斯福总统的幕僚团队也都没有高学历，而是来自各行各业，却让美国走出了经济大萧条，相比之下，肯尼迪总统在任时就是找了一群高学历精英要美国参与越战，而奥巴马上任时九成官员都是高学历。结果在金融危机时却选择先纾困华尔街银行，所以治理社会不一定需要高学历，需要的是有追求共善的实践智慧。第三个文凭主义带来的问题是学历鸿沟会带来社会两极化，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发现。半个世纪前，教育程度低的劳工通常会投给自由派、左派民主政党，但现在就完全反过来，变成教育程度高的选民会投给他们。而原本教育程度低的劳工会转向支持国家民族主义的政党，像是美国的特朗普或是法国的勒庞。这是因为左派政党受到文凭主义的影响，已经从劳工政党转变成知识精英政党，不处理恶化的经济分配问题，又离人民越来越远，让劳工觉得被抛弃而不再能信任他们。

最能预测美国总统大选还有英国脱欧的，不是收入而是教育程度。在美国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有3分之2投给特朗普，有大学学历的则有70%投给拜登。在英国高中学历以下的选民有七成支持脱欧，而硕士学历以上的选民有七成支持留欧。可以说当代民粹现象的出现，其实是文凭主义加上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症状。

让我们假设有一个完全机会平等的世界。阶级充分流动完全不受制于才能以外的因素，所以一个人的收入地位完全是看他的个人才能。那这样才能至上的社会是公正的吗？不一定，因为拥有某个才能，其实涉及个人运气问题。一来是出生就具有某些天赋才能，二来是刚好出生在推崇这个才能的社会里。例如勒布朗詹姆斯之所以可以年收破千万美元，一来是他要打篮球的天赋，二来是他运气好，刚好活在21世纪重视篮球比赛的美国。如果勒布朗詹姆斯出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那他就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因为当时的社会重视的是艺术家，成功与否，不是你个人有没有才能的问题，还涉及你是不是运气好，出生在对的时间地点。所以，当今推崇才能至上的社会一直都忽略了这一点。个人才能与社会需求是否相符，其实具有随机性。在道德上，天赋跟阶级一样偶然。即便我们能消除所有阶级差异，也不可能消除每个小孩的天赋差异，而每个人天生的才能差异，必然又会造成日后的收入差异。

有些人天生聪明，所以高收入，有些人天生平庸所以低收入，而有些人天生就有罕见疾病，身心障碍而导致无法工作。所以，社会的不平等是源自于天赋的分配具有偶然性，有些人之所以收入高，被视为成功人士是因为他们运气好，因为运气好就让他们配得这么高的收入。这样的社会是不正义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要满足差异原则，也就是我们先承认一件事。所有人的天赋都属于整个社会的共同资产，这些天赋随机分配给社会上的每个人，所以每个人的天赋都有所差异。比较幸运的人应该在成为社会的赢家后，将自己的成功获益分享给不幸的人。因为那些获益不是你应得的，你只是比较幸运而已，也就是说，有钱人应该要抽比较多的税。在由政府通过社会福利的方式分配给低收入者、失业者，这才是一个分配正义的社会。有钱人看到这里就抗议说，我靠自己努力赚来的钱为什么不是我应得的？事实是你当然是付出很多努力才成功，但这些努力之所以能够换来成功，是因为社会同时也帮了你一个忙。就是去欲求你生产的产品或是服务，所以你的个人成功反而是仰赖社会群体的。你当然有必要回馈给社会。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让每个人都能追求自己心目中认为好的生活。但是如果给某项才能更高收入，就等于偏袒某种才能，仿佛是在告诉所有人，拥有这个才能的人比较好，这等于是强加某种价值观在所有人身上，不符合价值中立的正义原则。所以必须反对才能至上的第一个理由就是他忽略了运气问题，而导致了不正义。就算人们知道医师是因为碰巧有社会需要的才能，薪水才高于清洁工，人们依旧会认为医师的社会地位高而看不起清洁工。还有被收更多税的富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在对穷人施恩。施行分配正义反而会让有钱人态度更加傲慢，所以即便正义社会真的实现了，才能至上依旧不可取，因为它会让赢家傲慢，让输家受辱。

要如何处理才能至上带来的问题呢。第一个要改变的是高等教育，因为高等教育已经不再能促进阶级流动，而成为了才能至上的共犯。原本在20世纪初要进美国名校都必须有精英家庭背景。直到1940年代，美国哈佛校长JamesConant希望把美国打造成高度流动的无阶级社会，用才能制取代世袭精英制，为了要找出最有潜力的学生，开始采用sat测验并提供奖学金，但是现在统计数据却发现sat分数跟学术能力无关，而是跟家庭财富有关。家庭所得越高的孩子sat分数会越高，因为有钱人家从小就给小孩更好的环境，可以请家教。美国的前百大大学有超过七成学生来自收入所得前25%的家庭，有钱人家小孩更容易进资源最多的名校。而且因为才能至上的想法让他们认为自己是靠才能录取，而不是因为家庭背景而没有被录取的人则会认为是自己能力不足。

把高等教育变成这种你争我夺的筛选竞赛，已经对公共生活产生了危害。输家在申请入学失败后看不起自己，赢家其实也过得很痛苦，因为这些人从小就生长在中上阶级的家庭。父母怕小孩向下沉沦，从小就让小孩过着高压的生活，补各种才艺，参加志愿者活动，充实自己的履历表。20岁以前的人生就是不断被排名轰炸，陷入无止境的才能竞赛。这造成的结果是美国100多所大学，67000名大学生中，有1/5大学生考虑过自杀，1/4被诊断出有心理问题。看似录取到好大学的赢家其实并没有过得比较好。欧美学者提出了一个解方，不如将大学申请改成条件抽签制。例如，每年有4万人申请哈佛，但只有2000个新生名额。那就先把未达标准的筛选掉，假设接下来还剩3万人，就用抽签方式决定，因为这些人都是通过标准的优秀学生，所以即便是大学招生委员会其实也很难预测哪些学生未来会大放异彩。那不如就用随机抽签的方式，其实史丹佛大学曾经在1960年代就想要尝试做这个实验。看看抽签的结果会不会跟人工筛选一样好。用抽签的好处是高中生的压力会大幅减轻。因为大家只要可以达到门槛即可，不用每天提心吊胆把学生生涯变成军备竞赛，反而更能够花时间去探索自己，而这才是教育原本的初衷。另一个好处是他可以削弱才能至上的迷思，如果是抽签进名校，就不会认为完全是自己的功劳，而会愿意承认有努力也有运气。

除了从高等教育着手以外，要打破才能至上主义，我们也必须改变看待工作的态度。如果我们秉持着才能至上，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反映的是实际贡献。那就会把低薪劳工的工作视为比较廉价，再加上文凭主义作祟，就会把问题归咎于他们没有大学学历，没有竞争力，而不会考虑到低薪，是因为全球化造成了产业外移。这种态度让劳工阶级感觉到失去工作尊严，所以在1971年，美国白人劳工的就业比例还有93%，但到了2016年只剩下80%。没上大学的人干脆直接放弃找工作，因为做低薪工作还会被社会看不起。经济学家AnnaCase跟Angus Deaton就发现,美国社会近年来出现一种绝望死的现象。许多失业的白人劳工因为生活没有希望，长期使用酒精药物来缓解精神痛苦。导致许多人死于酒精，药物过量或是直接放弃人生自杀。每年死于药物过量的人数比死于越战的人数还多，2014年到2017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竟然开始下降。

要让劳工阶级重新感到有希望，我们就必须重新看待共善这件事，也就是去追问什么是一个值得大家向往追求的社会。资本主义只从经济角度看这个问题，仿佛经济成长最多就是最好的社会，预设了全民都渴望追求Gdp，而把道德判断排除在外。俞敏洪曾经说过一段话：“衡量和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而不是说，写了一本书或者是写了一个核心素养，大家去读，就能改变教育的方向的。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中国所有的女生找男人的标准，都是这个男人会背唐诗宋词，那全中国所有的男人都会把唐诗宋词背的滚瓜烂熟。如果说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正是中国现代女生挑选男人的标准。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女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

资本主义要在道德上站得住脚，就必须让工作涉及承认跟尊重，如果只是用薪水高低来衡量自己的工作，那就是把自己的劳力当成商品贩售，把其他人都当成消费者。但人不只是商品跟消费者，人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一个国家要追求什么，应该有公民自己讨论决定。如果我们可以先确立想要实现的公共目标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会重新看待工作的意义，因为每个人在工作时，都可以感觉到自己为目标贡献的一份心力，而且公民也可以透过工作来认可彼此的贡献。不再适用薪水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而是用它工作为社会贡献了什么来衡量。

从这套工作观出发，我们就会发现世界上领最高薪水的华尔街金融业。根本就没有正当性，金融业在美国占GDP的比重在半个世纪内成长到30%。如果只从经济成长的角度看，就会认为金融业很有贡献。但实际上，这些金融业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经济学家估算，美国、英国的金融交易大概只有15%是投资有生产力的企业，其余的都是发明各种衍生性金融商品，让投机炒作更方便。所以金融业其实没有带来实质的生产力，对社会没有实质贡献，但却因为是为股东、投资人服务就可以坐拥高薪。欧美学者认为政府应该要把劳工负担的税收转移到这些银行金融业上，因为税收具有道德意义，象征着一个国家不鼓励哪些行为。例如烟酒，毒场，含糖饮料都有高税收，或是为了抑制碳排放，政府会收碳排放税。但是在薪资所得上，劳工要负担的税收却比没有生产力的金融业还要高，这等于是在暗示劳工做的事比较没有价值，需要扣更多的税，就连巴菲特都在抱怨他的税率比他的秘书还要低。

我的秘书跟我一样认真工作，但她要付的税率却是我的两倍，真是令人发指。

希望读完这篇文章后可以多少改变你原本看待成功的方式。不管是阶级流动，文凭主义还是追求高薪工作，这三件事背后都有根深蒂固的才能至上价值观。我们必须先改变这种价值观，才有可能扭转经济不平等对社会造成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