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复杂的社会现实是

正是在这个挑战面前，我看到了展开当代文化研究的迫切意义。二十年来社会所遭遇的种种巨变，都不仅仅是经济、政治或生态现象，而也同时是文化现象。譬如“新富人”阶层的膨胀，它岂止是意味着财富的转移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分明还意味着一具新的人生偶像的凸现、一套新的生活理想的流行，甚至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那个最先出自传媒和商业广告、正从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向全国辐射的“成功人士”的形象，那凝聚在它背后的一系列流行的生活模式、价值观念乃至历史和人生哲学，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现代人其实生活在一个文化的笼子里，我们对自己实际境遇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我们的趣味和成见，受制于文化环境灌输给我们的那些东西。明明淹在泥沼里，嘴巴都快要透不过气来了，却自以为海阔天空、飞跃自如——类似这样的可怜的情景，远远近近，真是看得太多了。越是进入“传媒时代”，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性”的生活因素，似乎就越是无足轻重，反是一大批额头上刻着“虚拟”二字的家伙，从形形色色的纸上和屏幕上跳出来，占据了生活的中心位置。弄到现在，甚至连“真”“假”、“虚”“实”，都分不大清了。一串纳斯达克指数的瞬间的上下，能迅速改变无数面孔的表情；全世界又有多少可怜的游客，陶醉于“原始”的“自然”和“纯朴”的“民俗”，却不知那都是用金钱和人工营造而成：当虚拟之物如此有力地拨弄世人的时候，你还能说它是“虚拟”的吗？在这样一个“真”“假”相交、“虚”“实”互换的世界上，你又如何能区分“文化”和“非文化”？所以，说文化研究在今天具有迫切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指，一切经济、生态和政治的变化都必然会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形式，而更是说，如果缺乏对九十年代的文化状况的深入分析，你甚至都很难把握那些经济、生态或政治层面的复杂变化。还是以“成功人士”为例：并不是先有了大批的“新富人”，然后才派生出“成功人士”的流行形象，严格说起来，作为社会阶层的“新富人”和作为文化符号的“成功人士”，其实是携手共生、结伴而行的，后者既构成前者的一个部分，又同时参与塑造了前者，“新富人”在今天的种种面貌，正有相当一部分是取样于“成功人士”的形象。越是意识到今天中国的种种特殊条件，意识到在这些条件下展开直接的经济或政治分析的严重困难，我就越觉得，从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尤其是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里的流行文化——入手，去感知、描述和分析当下的中国社会，甚至进而去理解和把握这社会的特质和前景，正是一件非常迫切，而且也切实可行的工作。在中国，这样的文化研究才刚刚起步，大部分轮廓尚未成形，自然也就难料它将来的规模和可能。但是，如果我上面几节的讨论大致不错，这工作在目前必得要着力的几个基本方向，却已经显露得相当清楚。首先是要揭露那正在遮蔽和粉饰现实的“新意识形态”。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原来的那一种“文革”式的权威意识形态愈益丧失对公众的影响力，除了化为若干空洞的词句，留存在某些报纸的社论当中，基本上是退出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了。严格说起来，社会的精神舞台上是不会有真空的，旧的退场之后，一定有新的填补进来。这新的填空者是谁？是谁在接替旧意识形态，向公众系统地描述和解释现实、历史与未来？这就要说到九十年代初开始冒头的一种新的“思想”了。它借助八十年代社会对“现代化”的憧憬和懵懂，宣称中国已经重新开始了“现代化”的大步跃进，大家都不必再哭丧着脸，应该欢呼雀跃才对。它又奉迎和利用公众摆脱物质贫困的普遍欲望，说除了眼前的物质利益，其他一切都是空虚，是文化人的胡诌，都不妨“去他妈的”。它全力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鸣锣开道，吆喝说这就是“进步”，就是“发展”，一切都很合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它更着意抹平阶层、地区、政治、文化等等方面的深刻差异，断定所有人都一齐正在奔向“小康”，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它时刻不忘记表白自己与旧意识形态的区别，甚至披挂上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符号：“市场”、“世俗化”、“消费时代”，等等等等。它甚至有意夸大旧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硬将那虚壳子继续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座位上，它因此能以“民间”、“边缘”自居，甚至还想以“前卫”、“另类”自诩；但它非常小心地绕开一切真正令人不快的问题：“精神自由”、“公民权力”、普通人的生活保障、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新“权力—资本”集团对社会的掠夺……说实话，我不知道究竟该如何称呼这新的“思想”，它其实很难称得上是一种“思想”，不过是一堆似是而非的论断的混合。它也没有确定的出处：虽然出没于绝大多数的商业广告，它却并非仅是资本运作的产物。它在各种传媒上频繁露面，甚至会化身为某些行政部门的宣传口号，但似乎又并不能被归于国家权力的有意制作。它更缺乏理论上的公认的代表者：虽然常会显现在文化界或理论界的议论当中，但一定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将它归入自己的名下。可就是这样一个来历蹊跷、面目模糊的“思想”，却非常对某些权势的胃口。在资本与权力深度勾结之处，有些人不是希望营造乐观祥和的气氛吗？它正可以从旁配合，让公众相信社会正在高速地“现代化”。有些人不是急急乎要掏老百姓的口袋吗？它正可以制造“中产阶级”的幻觉，鼓动人们追踪时尚、放手“消费”；有些人不是非常讨厌公众的警觉和非议吗？它正可以缩小公众的视野，引诱人们只关心鼻子底下那一小块利益，看不见前后左右的种种危机……它甚至还可以满足许多无奈者的心理需要。生活已经是这么艰难，自己又毫无逃脱的能力，与其整天忧心忡忡，还不如吞一颗定心丸、骗骗自己吧：大凡处在这样的心境中的人，都会乐意接受它的抚慰吧？难怪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它能如此迅速地滋长蔓延，钻进千千万万人的头脑，日益有力地牵引他们的感觉、想象和判断。今天，它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连互联网上的许多“聊天室”里，都会出现一群一群的信徒。作为九十年代中国——至少是城市——社会里最流行、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它事实上已经构成主导今日社会一般精神生活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了。越是意识到这“新意识形态”背后的种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多样运作，意识到它正在应和并塑造今天的群体欲望和公共想象，正在麻痹和延误社会对危机的警觉，文化研究就越要将其视作最重要的批判对象。但是，这个“批判”不应是拧眉怒目式的简单的斥责，而该是细致深入的描述、分析和剥离。比方说，应该仔细分析“新意识形态”在哪些方面回避、简化甚至遮盖了现实，又在哪些方面夸张、涂饰甚至虚构了现实，正是以这样的分析，文化研究可以激活当代人被压抑的生活实感，帮助人们了解、质疑和把握复杂的社会形势。再比方说，应该深入探究“新意识形态”从各方借力、迅速成形的奇特过程，既注意它如何从“全球化”制约下的中外经济和文化交往中汲取养分，更剖析它与腐败的权力和“新富人”阶层的利益关系，揭示它如何因这暧昧的关系而获得庇护：这样的探究当能凸显“新意识形态”与“市场化”的多样联系，帮助人们认识当下的思想和文化压抑机制的复杂运作。还比方说，应该特别注意“新意识形态”的诡异身姿：它摆出一副“边缘”的姿态，却分明已经稳居“主流”的位置；它因此能同时霸住“主流”和“另类”的地盘，而使真正的异端思想无处存身……一旦依这样的角度深掘下去，文化研究势必能揭示出“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活动的某种新的类型，进而向整个人类打破意识形态控制的持续斗争提供启示。更比方说，应该着力清理“新意识形态”与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活动的复杂联系，看在哪些方面、在什么条件下，知识界曾经——或依然——不自觉地充当了“新意识形态”的助产士；更要从反省这“新意识形态”的角度，仔细检点最近二十年文学、艺术和理论领域的实绩，看其中有哪一些在今天依然尖锐独特，能成为我们质疑“新意识形态”的精神资源。我相信，这样的清理和反省有助于打破九十年代知识界种种自暴自弃的错觉，激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奋斗精神，并能由此开拓出文学、艺术和理论批评的大片的新视野，激发新的研究动力和思路。在今天，“新意识形态”早已经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文化研究就自然要跟踪追击，绝不能自囿于所谓的“学科限制”或“专业范围”。更何况，以“向现代转型”的名义展开的种种分割生活、规范知识乃至划分意识的社会“手术”，那与之配套、愈分愈细的行政、教育和学术体制，本身就是“新意识形态”得以繁衍的社会条件，文化研究就更不能自缚手脚，划地为牢。不但要关注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和电影，更要关注商业广告、娱乐杂志、流行歌曲、肥皂剧、报纸及音像媒体的娱乐节目，乃至橱窗设计和公共装潢；不但要讨论具象性的文化产品，也要注意抽象的理论活动，要探究这两类不同的文化活动的内在关联；不但要分析种种纸上、画布和屏幕上的文化表现，还要分析城市建筑、出版机构、政府的文化管理体制，乃至酒吧、舞厅、咖啡馆之类更具综合性的消费—文化设施；倘若情境确实需要，甚至不妨跨出狭义的“文化”的边界，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分析特定的文化现象。说到究竟，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并不拘泥于现有的学科规范，甚至也不在意是否要创立一个新的学科，它只是想紧紧抓住“全球化”形势中的中国“问题”，要对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及时有力的回应。因此，它更愿意实践一种开放的学术理念，一种植根于知识分子对当代生活的敏感和责任心的批判意识，一种怀疑、反省、总是要追根问底的思想品质，一种善于由正面直抵背后、从看起来无关的事物间发现联系的洞察能力，一种眼界开阔、不拘“家法”、富于活泼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分析姿态。这样的实践本应该贯穿知识分子的全部思想和批评活动，也应该在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里持续展开。但是，九十年代的中国现实却特别需要知识界在文化层面上展开这样的实践，要求知识分子的上述理念、意识、品质、能力和姿态，首先在对“新意识形态”的分析中汇合起来。正是九十年代的现实要求，和文化研究者对这要求的充分的领悟，共同决定了今天中国的文化研究，必然会形成一种开放、自由的学术品格。今日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要努力破除那种机械两分的思维习惯。中国人本来是擅长精微和复杂思维的民族。可是，由于近代以来社会和民族危机的持续刺激，更由于五十年代以后国家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严密整理，还由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鄙弃精神爱好、偏重物质利益的风气愈演愈烈，各类普及和高等教育纷纷倾向应用和技术学科，人文教育迭遭砍削，九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越来越粗鄙化了。除了金钱和时尚，别的都没有兴趣，不读诗歌，不习惯沉思，稍微抽象一点的东西就看不明白，甚至迎面遇上了美妙的事物，他都毫无感觉——这样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在今天的社会中非常普遍。而这种精神粗鄙化的一个严重的症状，就是那种简单机械、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性，在我们中间肆意蔓延。不是黑，就是白，不知道世界上多的是深浅各异的灰色事物，更不懂有些东西恰恰是由黑和白共同组成；或者因，或者果，不明白还有互为因果这一回事，更想不到世界上多的是亦因亦果，甚至非因非果；今天是绝对论，明天就虚无了，不理解世上固然没有绝对的东西，却也并非一切都难以肯定；要么好，要么坏，不明白好与坏常常如影相随，更不知人世间的善恶会互相转化……只要稍微看一下互联网上的争论文字，你就会知道这样的思维习性有多么普遍，连这些受过系统教育、能够上网争论的人都是如此，其他就更可想而知了。不用说，那“新意识形态”所以能笼罩社会，也正是靠了这思维习性的暗中配合。想想那些似是而非的论断吧：“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化！”“只要经济上去了，其他都会有的！”“成功人士？这就是中产阶级！”“以权谋私？就是西方的原始积累嘛！”“你这么不满现实，难道想回到文革时代？”……倘不是头脑早已被机械两分的思维习性控制住了，我们怎么会轻易接受这些明明与自己的生活实感相悖的妄断？至于“传统/现代”、“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类的流行思路，更都是直接由这种思维习性孕育而成。所以，今日中国的文化研究，正该坚决地挑战这种为祸深远的思维习性。文化研究总是特别关注当代文化中精神和物质因素的互动关系，越是充分地揭示出这种复杂的关系，就越能有力地打破那种将精神和物质生活截然两分的普遍的错觉。而一旦将譬如“新富人”与集权体制的血亲关系公之于众，那一大堆黑白对立、非此即彼的流行思路，更立刻会摇晃起来，露出破绽。文化研究尤其要深入分析当代都市中流行文化的双重特性：既出自“全球化”的文化格局，深受欧美强势文化的影响，又深嵌在当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中，自有特别的政治、经济和性别含义。可以想见，一旦这种文化上的双重性被清楚地揭示出来，其他领域里的类似现象也就会连带着暴露出来，这将极大地打击那种或者只看见“相同”、或者只看见“差异”，要么全盘接受现实、不然就想要返回过去的判断方式，促使人从多样的角度去理解“全球性”和“现代化”，以更复杂的态度看待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彻底破除机械两分的思维习性，需要全社会的长期努力，绝不是文化研究能够独力做到的。不过，惟其是剖析当下的文化生活，是与人讨论那些他每天都能见到的广告、电视节目和文化设施，是直接诉诸他的感性经验，文化研究对于激发当代人的思想活力，帮助他挣脱机械的思维定势，还是能有特别的效力的吧。当然，今天的文化研究的最大的意义，并不只在揭破虚幻、粗劣和溃烂的事物，而更在发现活生生的、创造性的文化因素，在激发全社会对真正优异的文化的强烈渴望，在鼓舞人们去努力创造这样的文化。当研究者冷静、专注地剖析某一恶劣的文化现象的时候，他这剖析本身却显示了，他相信世界上存在——至少是应该存在——别样的现象，甚至还显示了，他拥有对别样的现象的深切的感受，正是这感受使他无法忍受那恶劣的剖析对象。倘说文化研究常常呈现出一副专意批判的严峻的面容，在这峻急的神色背后，却一定腾涌着对诗意和美的感动，跳动着一颗充满生气和爱意的心灵。事实上，如果你不能真正建立起对“效益”之外的其他生活价值的确信，不能向社会充分呈现这些不依赖“效率”、更高居“利益”之上的价值的魅力，不能据此表达你对“利益”、“效率”和“力量”之类事物的迥异于时尚的理解，你是不可能真正打破“新意识形态”的市场崇拜观念，更难以激励社会真正拒绝“谁发财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式的丛林法则的。而如果你不能跳出“全球化”格局所限定的思想空间，不能发展出广阔的视野和充沛的想象力，不能重新解读人类历史，特别是“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国的现代历史，帮助公众逐步获得对“人”的历史和现实丰富性的确信，不能生动地揭示当代生活中那些被压抑的可能性，激发人们对单调的生活前景的强烈不满——如果不能这样，你也就根本摇撼不了正日益流行的“现代化”迷信，更难以破除“新意识形态”利用这迷信制造的“共同致富”的幻觉。同样，如果你自己也难以感应、想象和理解世界的复杂结构，不能在对那种机械两分的思维习性的分析中，鲜明地呈现你对生活的多样、复杂性质的丰富感受，生动地展示你把握这一切复杂事物的能力，你又怎么可能令人信服地坐实那思维习性的浅陋，警醒人奋起去挣脱它呢？如果你自己的内心深处，也盘踞着许多“成功人士”式的粗陋的欲望，你的生活趣味和想象，其实都与它相差不多，并无力开拓出比它丰富、有趣的人生图景，那么，你就是再声色俱厉，怕也难以击倒这个虚幻的形象，甚至反可能促成它的更大的流行，批判者因为自身浅陋而成为被批判者的活广告的例子，我们见得还少吗？知识分子绝非刀枪不入的天人，如果长久地置身于黑暗之中，不能时时地亲近阳光，他很容易会丧失奋斗的力量；即便能凭着对黑暗的厌憎而激烈叫骂，因为缺乏内心底蕴的支撑和制约，这叫骂也非常容易走形、变质，最终与其对象纠缠着一同沉没。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近代以来的精神历史，正是一部不断发动激烈的批判，而批判者自身也不断被绑上祭台的历史。由于缺乏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文化底蕴的支持，有多少激烈的批判最后撞入歧途，甚至成为新的迷信的先导，“文革”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而这样的例子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绝迹。我想，今天的文化研究是绝不能再延续这样的历史了。所以，能否从今日中国的文化生活中不断发现真正的创造性、多样性、深度和美，能否深深地浸入它们，不断地滋养和充实自己，就成为文化研究能否完成自己的批判使命，能否远离那最终变质的历史窠臼的关键性前提。任何时代的人类生活中都不会只有丑恶和污秽，即如今日的中国社会，就依然有多样的生机，在混乱之中勃勃跃动，有四散的新意，在大堆的腐叶下面灼灼闪亮。当然了，这“发现”并非易事，它需要敏感的眼光、坚定的信念，还特别需要冷静和耐心，要能在生机与妄念相纠结、诗意与病态相缠绕的复杂情形下，细心地挑剔、剥离，将那被挟裹和湮埋的光芒释放出来。但也惟其如此，这工作就特别值得去做，因为正是在这发现、剥离和释放的过程当中，被释放的光芒会反过来照亮那敏感与释放它的能力，对象也将与自己的创造者一同成形。岂止是那些被发现的东西才具有建设性？这发现和阐释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自我拯救、创造优异文化的一种方式，也是文化研究者自我更新、培育精神底蕴的一种方式。而越是意识到文化在今天所拥有的那种塑造生活的巨大力量，我们就越应该着力去发现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的良性的文化因素，哪怕它再偏僻、再微弱，甚至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说，今日中国的文化研究，其实与今天所有的文化创造工作息息相通，与文学、艺术、思想……的创造一样，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正是在激活我们这个社会依然潜藏着的巨大的精神和文化的创造力。人类历史本没有不可移易的规律。倘若借用鲁迅当年的言辞，问：今日的中国社会将“进向”怎样的“大时代”？我想这答案应该不在别处，而就在当下的社会，在这社会的文化，在千千万万与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的精神和心灵。我不相信庸俗、粗陋和黑暗的东西能够永存，但是，只有当真正优异的文化发出光芒、照亮大地的时候，它们才会真正地消失。在几无退路的绝境里，积聚全力，一点一点地激活和创造优异的文化，一寸一寸地去击退弥漫的庸俗、粗陋甚至黑暗：也许，这才是真正值得为之奋斗的“大时代”？也许，七十多年前，鲁迅在那样激忿地断言中国正濒临“大时代”的时候，心里也正是暗暗怀着这样的执拗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