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影响未来30年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正在悄然酝酿。那是1979年的一个春天，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座座城市以神话般的方式崛起，奇迹般地汇聚金山。春雷惊醒长城内外，春光暖大江两岸。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还是记得这么一两句歌词。
但当年地方政府如火如荼，中央财经慢慢紧缩，北京各部委的工资几乎发不出来。1981年，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紧急贷款70亿元，以解燃眉之急。从那以后，中央财经开始了十几年的贷款模式，地方省市每年借几千万到几亿，全国各省都借了一遍，大部分时间都是没有还款的。
到1993年，中央政府在国家财政中的份额下降到22%，国库处于紧急状态。当时，Z先生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警告说，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中央财经会在2000年崩溃。随着金融危机一步步逼近，一场影响中国未来30年国民经济的变革开始悄然酝酿。
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那么我们就必须了解其底层的制度设计。1978年11月24日夜，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欠了一个活S形，把村里的集体土地承包到户。从此开始改革，大锅饭突然臭了，各行各业开始分灶吃饭。国家一看到大包干能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决定国家财政也要实行承包制。
地方财政每年按照约定的方式向中央缴纳一部分。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承包方式。当时有总股、分级承包、财政承包、比例承包、民族自治、定额支付六种模式。上海是定额支付。无论当年赚了多少，每年都要向中央上缴105亿。1988年，上海的预算收入只有162亿元，一下子就要上缴中央财经。你可以想象压力有多大，而其他很多地方像广东实行的是收入的增量承包，每年根据你的收入增长缴纳不同的比例。
那时候大包干时期有个口号，就是什么东西该交给国家，什么东西该留给集体，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不是规定每年增长4%以上要交吗？我每年都是4%，一毛钱都不会涨，这是精准调控的。因为当时是地方政策，中央政府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做账，所以只有地方政府报多少就报多少。这种双赢方式的结果是中央政府越来越穷。
1992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通货膨胀严重，而中西部地区内需枯竭。面对这种情况，中央没有权力调控，因为中央拿不到钱，没有钱，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财税改革势在必行。
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各行各业还在摸着石头过河。至于如何改革财税体制，我们最终决定实行分税制。简单来说，就是中央和地方按照固定的比例划分税收。有人会说，这不是和合同制一样吗？其实两者有很大的区别。第一，承包制分利润，分税制分税收，这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合法收入。利润分成更像是企业的股东做的事情，是否盈利取决于你的账做得怎么样。另外，有个概念叫税痛，跟你怎么收有关系。比如一包烟45元，实际上却包含了25元的税。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在买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自己交了税。但是如果一包烟的出厂价直接定在20块钱，卖的时候多收你5块钱的税，那你的税痛立马就上来了。
同理，利润分成和税收分成的痛苦也是不一样的。分税制固定，税率全国统一。这一下子杜绝了很多人为操作空。在确定了分税制的大方向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如何分享税收。当时税收分为三类，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关税和消费税属于中央税。
2021年全国税收1.7万亿，仅增值税就收了6.0万亿。那么增值税应该怎么分呢？1993年分税制出台后，中央政府带队到地方政府逐一约谈，向地方政府官员说明事实。其实任何文件都不是一张纸那么简单。要考虑下面地方政府能不能执行，愿意不愿意执行。穷省其实说起来容易，说起来难。比如当时的广东省，财政部长亲自去谈，级别不够，于是朱兹利当时亲自带队去广东谈判。
新的财税制度颁布之初，中央其实是紧张的，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收上来。到1994年，税务财务报表出炉，1月财务报表收入277亿，比上年增长62%。财税改革第一步是成功的，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3000亿。终于，国库变富了。
分税制改革及时挽救了濒临破产的中央财政，使国家有了更强的宏观调控，可以集中精力做更重要的事情。比如修高铁建设国防，也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是中央越来越有钱，地方财政开始捉襟见肘。由于城镇土地使用税归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高举城镇化大旗，开启了中国房地产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房价在过去几十年里一涨再涨。房地产到底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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