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个故事#
作为一个盲人,梁江波从小就在求学的路上屡屡碰壁。

然而人到中年,他万万没有想到,曾经不可逾越的墙,被一个电话打碎了。
2021年10月,梁江波拨通了清华大学招生办的电话,询问盲人能否报考研究生。
第二天,他一大早醒来,就收到了清华大学的邮件提醒。梁江波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点进页面,手机里传来一个机械的女声:符合条件可以报名。
这八个字让他哭了。
“我很激动,也很感动。因为我以前也被拒过,无论是升学考试,还是小时候的学习经历,还是身边一些盲人朋友的求职。这是常态。你再好,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2022年,7月,当他收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最重要的人”在北京见到了他。
此时,梁江波37岁。
2021年12月26日,全国考研第一天,一位特殊的考生走进了清华大学的大门。在别人的引导下,他摸索着走进了考场。
偌大的教室空空荡来荡去,中间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是给名叫梁江波的考生的。
为了帮助梁江波完成这次考试,清华大学专门为他设立了绿色入学通道。考场也是为他建的,有三个监考老师,其中一个擅长盲文。
早上八点半,开考铃响了,梁江波静静地坐在考场上,用指尖在试卷上摸索着盲文。每考完一道题,他就戳戳手里的盲字。
梁博用的盲字,看起来像锥子。书写时,需要使用多孔盲文板,从右向左在纸上打出盲文点。
这需要一定的力量。牛皮纸做的盲文纸和普通纸不一样。盲文只能通过强制使其成为凸起的形状来形成。
梁博的盲目写作风格
关于这次考试,梁江波采用了盲文试卷和电子试卷两种考试方式。检查的内容和健康人没什么区别。
唯一不同的是,梁江波的试卷是由专业人员按照保密流程翻译完题目后单独打印的。
公共课考试第一天,他记得那套卷子是用“48页牛皮纸”发的。他需要阅读盲文纸上的问题,然后在盲文纸上回答。
考虑到梁江波的阅读和写作速度,清华大学将每科时长从3小时延长至4.5小时。
按照平时的阅读速度,梁江波每分钟可以浏览300多字。这个在有限的考试时间里还是有点急。
时间很快过去了一大半,梁江波感觉中指上有一股黏黏的感觉,然后闻到一股血腥味。这才知道,因为太着急做题,手指被瞎写蹭出了血。
考试时间的延长也意味着他的休息时间被相应压缩。到中午,其他候选人有2.5小时的可支配时间。梁江波交卷后,离下次考试只剩一个小时了。
他不能吃一顿平静的午餐。上完厕所,梁江波坐回到教室,吃了点早上带的零食。“那两天,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饿了。”他说。
梁博正在写作。
第二天的专业考试,只需要在电脑上看书答题。考题存放在监考老师带来的保密u盘里。在梁江波使用的电子计算机上,清华大学提前安装了读屏软件,方便他听题和答题。
对于梁江波来说,无论是简单的选择题,还是长篇大论,都是基本操作。他早已熟悉键盘上每个字母的位置,只需盲打就能准确写出一大段内容。
机考,更考验人的是听力。读屏软件上语音播报的速度是正常人的20倍以上。梁江波需要关注整个解题过程,才能准确理解每个题目的意思。
“虽然我的时间延长了一个半小时,但是我被卡住了,连一口水都喝不下。”他还记得坐在考场上的那种紧迫感。
在梁江波的记忆中,考试的那两天是去年冬天最冷的日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零下十几度。”他问,不禁感慨。
2022年6月30日,是梁江波最难忘的一天。他拿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第二天,他在朋友圈写道:
很高兴终于有机会了,我还有实现儿时梦想的热情和能力!感谢你们的“自强不息”,感谢清华的“厚德载物”!清华校园,我来了!
梁江波的朋友圈
其实,梁江波早就料到会收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与他非凡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去年5月备考后,梁江波每天早上5点起床,每天除了上班,其余时间都在复习。上下班路上,他会拿着一些手写的盲文,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记忆知识点。
最难的不是争分夺秒的学习,而是前期查找资料的过程。
“对于有眼光的人来说,复习资料很多。就我个人而言,我连盲文材料都不去想。没有这回事。”姜波对“最重要的人”说了这句话。
为了准备复习资料,他煞费苦心。参考书没有盲文版,他就找电子版。有些材料只有图片格式。梁博需要转换成Word或者PSD格式,才可以轻松听和读。
格式转换,文本中必然会有一些错误。这就需要他仔细通读所有内容,并根据自己的判断把不合理的部分修改成正确的文字。
他总是牵着一根线。“我怀疑我的判断是否正确。那个地方是我猜的吗?”梁江波拉长语速,还原了当时的忧虑。
对于没有电子版的书,他会先拿到印刷厂扫描,然后把电子版转换成需要的格式。接下来,将重复上述一系列步骤。
梁江波把一些考试的重点抄成盲文,反复背。
梁博手写盲文
英语是最让他省心省力的一门学科。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有了考研的想法,并且已经手抄了一本单词书。后来由于时机问题,梁江波没能如愿考上。“不过我当时手写的这本单词书这次派上了用场。”
积极备考,定期做一些减压练习,梁江波对这次考试有80%到90%的信心。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参加了今年的复试后,已经做好了“被录取”的心理准备。
当然,你也可能面临落榜的命运。他想,无论结局如何,他都坦然接受。“如果是大事,继续备考,继续做眼前的工作。”
清华大学公布的成绩中,梁江波初试379分,复试445.4分。最终,他以录取的五名中第三名的成绩被社会工作专业录取。
另外四个都很强壮。
“我觉得老师们都对我有好感,还问我考上了,会不会有什么困难?”回想起参加复试时被问到的那一段,梁江波满脑子都是谈兴。“我心想,它很稳定。因为我之前在网上看过,如果是老师问的话,录取的概率很大。”
梁江波在等地铁
没多久,梁江波因工作原因去了北京环球影城。在那里,他做了迄今为止最具挑战性的事情——坐霸天虎过山车。
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恐怖的娱乐。以前梁江波能接受的极限就是打海盗船。坐下后,船身摇摇晃晃,足以让他“吓得脸变色”。
下定决心做这样一个略带赌博意味的挑战似乎毫无意义,但梁江波觉得很有意思。在环球影城的时候,他暗暗告诉自己,“如果我敢坐过山车,我一定能考上清华。”
之后自然是众所周知的结局——今年9月,他将进入清华校园,正式成为清华学子。
在以前,梁江波无法想象这一切。当他十几岁失明时,他甚至没有一个学习的地方。

1985年,一个男孩出生在安徽省蚌埠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的父母给他取名梁江波。
梁江波在拍《百日阳光》时表现出了一些异常。无论摄影师怎么逗他,他都没有把头转向镜头。对于儿子看似“怕光”的表现,他的父母不明所以。
他们带他去各大城市询问他的病情。最后上海一家医院断定是先天性眼病,治不好。
求医无果,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视力下降。
6岁时,梁江波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他的父母把他送到城里的一所学校,但他被学校拒绝了。为了教育儿子,他们在家里挂了一块黑板,每天把课本上的内容抄下来,教儿子读书写字。
姜波小时候用的黑板
这样的教育伴随了梁江波五年。直到他11岁时,父亲才帮他争取到在农村小学读书的机会。
梁江波还记得上学的细节。“我6岁的时候,和我一起玩的同龄朋友都去上学了,我只能和小一点的玩。他们也去上学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虽然梁江波后来入学时比其他孩子大很多,但至少他有了一些新的玩伴。
也许他从小就爱笑爱玩。在学校,梁江波很受欢迎。虽然他的视力有缺陷,但他从未被其他孩子欺负过。他们一起玩弹珠、图画、溜溜球和四轮驱动。
上课时,梁江波的视力较弱,注意力自然会向听力和记忆倾斜。他牢牢记住老师说的每一句话。他学习成绩还不错,经常有学生抄他的作业。
有一天,学校给孩子们看了一部纪录片,讲述了清华、北大等名校的历史变迁和悠久文化。从此,这两所大学成了梁江波心中的神圣殿堂。
没过多久,男孩被埋没的梦想随着他的目光破碎了。
13岁那年,梁江波视力迅速下降,不到一年就完全失明了。考清北的想法就像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随着逝去的光明被遗忘在某处。
他最难忘的一次考试还是在小学。当时,梁江波代表学校参加了市统考比赛。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笔,几乎趴在桌子上。可惜,直到上下课铃响,梁江波才做了不到一半的题。
那是他最后一次亮眼答题。
梁江波
梁江波的光感一点点消失,有点“温水煮青蛙”的感觉。他甚至感觉不到失去光明前后的巨大落差。
“一开始,会有一些挫败感,因为我不能和所有人一起玩游戏。”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他远远没有意识到永久失去光明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到了初中,双目全盲的梁江波再次陷入了无学可上的窘境。他的父母不得不把他送到南京的一所盲人学校。
入学后,身边都是和他一样的盲童。他学习盲文,和大家一起听盲人课,但他没有以前活得开心了。"当我的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我可以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接下来的日子,梁江波的世界一片黑暗。这增强了他的听觉。一次偶然的机会,梁江波听到了一声响亮悠扬的笛声,这笛声像强心剂一样注入了他的身体。
从那以后,他就迷上了这种乐器,让妈妈给自己买了一支笛子,然后干脆花钱找人教。
姜波的第一笔收入就来源于这项技能。他把在乐团培训赚的1700元全部给了父母。
自力更生对于刚刚长大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
求学路上的波折,让梁江波对“上学”有些执念。
2006年,一直坚持学业的他考入北京联合大学学习针灸推拿。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为自己的盲人群体创造关爱与温暖。在这个过程中,梁江波与红丹丹视障文化馆创始人郑小杰结缘,并获得了第一份实习。
红丹丹是北京一家致力于为盲人提供服务的公益机构。2007年,洪丹丹与北京广播培训中心合作开设普通话培训项目。郑小杰看好梁江波的学习能力,邀请他报名参加。
没有盲文课本,他一遍又一遍地听演示音频,试图弄清楚音频中的语音、语调和停顿。毕业时,梁江波顺利考取了普通话一级证书。
这项技能为他后来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发展机会。大学毕业后,梁江波得以去盲文出版社,负责有声读物的相关工作。
梁博正在做一个广播节目。
由于他在广播方面的专长,他甚至被邀请作为嘉宾主持一些广播节目。其中,他最得意的是十多年前在上海对施瓦辛格的采访。
"我太紧张了,以至于忘了打开录音笔."梁江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从来没接触过这么大的人,当时就直接愣住了。”
他用上了他所知道的所有英语,比如,这是你第一次来上海吗?你喜欢上海吗?让梁江波尴尬的是,对方的回答他大部分都没听懂。"但是他们抓拍了一些照片,非常有趣."说到这里,他又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些年,虽然考清华的梦想随着童年的失明被他搁置一旁,但他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火焰却一直埋藏在梁江波的心里。
据统计,中国约有1800万视障人士,但其中只有少数人进入大学求学者。
2017年,教育部和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残疾人入学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其中提到“使用盲文试卷的视力障碍考生,考试时间在科目规定的总考试时间基础上延长50%,并可优先进入考点和考场。应为学校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来协助他们"。
清华大学是少数接受视障人士的高等学府之一。
姜波在活动现场。
此前,清华大学公开发布的一条信息显示:
“研究生招生所的工作人员根据规定中的文件内容,提前半个月在考试专用电脑设备上安装了屏幕阅读和办公软件,并联系梁江波提前测试了机器的性能,并将其封存。
学校为他设立了独立考场。考试当天开通了专门的入学绿色通道,考试时长也由3小时延长至4.5小时。"
在学校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梦想清华的梁江波终于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
另一方面,梁江波发现自己的工作一直与视障人士有关。“所以我想在这个领域更加专业。后来才知道,这些工作统称为社会工作。”姜波解释了自己报考清华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原因。
郑晓洁认为,社会需要梁江波这样的人才,她希望有更多的盲人走上梁江波一样的求学之路。
“像江波后来学了,去了相关系统,他的理论知识和多年的工作经验肯定会提出更多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他站在了受益者的独特视角。这是我们这些明眼人无法替代的。”
认识梁江波十几年,郑小杰见证了他一步步的成长。“就像看我们的儿子一样,都是同龄人。”这位女士当年下海做生意的时候,看到了一些盲人的艰难生活,后来创办了红丹丹。
说起来,两人还挺像的。他们都敢于打破原有的生活秩序,做出常人不敢做的冒险和尝试。
下海前,郑小杰是一名技术员,“在航天部搞侦察卫星”。到了中年,她看到自己的两个师傅退休后,又被聘回来工作,这似乎让她看到了自己五十多岁退休时的状态。
郑小洁知道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于是一头扎进生意,开始创业。
在决定回红丹丹之前,梁江波在一家事业单位做着一份稳定且相对轻松的工作。“上班有班车;每天吃食堂,每天的伙食只要两块钱;下午四点就可以下班回家了。”
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总让梁江波觉得人生少了一种可能。“红丹丹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无论是生存环境还是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江波喜欢这种充满挑战的生活。
梁江波在办公室。

2019年,他再次回到红丹丹,负责一些线上阅读分享,帮助盲人培训员。
在这样的科普培训中,梁江波常常会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快乐。从去年开始,他定期参加一所初中的课外选修课。在一堂课上,他告诉孩子们如何更好地帮助盲人。
不久后,他带一些学生去参加一个活动。当讲台上的老师正在打开PPT,分享内容时,坐在梁江波旁边的一个学生突然转向他说:“老师,要不要我把PPT上的文字读给你听?”
梁江波的心里立刻涌起一股久违的感动。“感觉你永远不会感到太不安或太担心。”他说,似乎过去所做的一切努力在那一刻都有了结果。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在那种很好理解的礼貌询问中久久回味。而这,来自一个十三四岁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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