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宋朝这么弱

一提到宋代，人们立即会联想到“积贫积弱”四字,以为这就是宋代的最大特点。教科书上用这四字来概括宋代，对此观念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宋代真是“积贫积弱”么？这个论调的形成，更多出自有目的和侧重的宣传。

“积贫”指长期的贫困。钱穆说：“宋代……内部又终年闹贫，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宋代真的“积贫”到这等程度吗？

财政入不敷出是皇帝刻意制造的假象

宋代政府财政经常出现赤字。但这并不代表入不敷出。宋代中央收入除了政府的收入之外，还有皇帝内藏库收入。它的收入达到政府收入的六分之一，并且不计入政府收入，财政部门也无权过问其收支。将这一部分计入，宋代不存在赤字问题。在政府财政困于“入不敷出”时，皇帝就将内藏库中的财富“借”给政府，达到收支平衡。这正是宋代皇帝控制政府财政的一个手段。是在入大于出的情况下人为制造出了财政赤字假象。（李伟国《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被称为“积贫”的宋代政府始终有大量财富积蓄

一个号称“积贫”的政府，自然不可能有多少积蓄。但宋代政府是这样的么？就在被极力批评为积贫的仁宗英宗时代，宋政府依旧有大量的积蓄和储备。宋英宗“治平二年，入116 138 405，出120 343 674，非常出11 821 27，诸路积160 292 093”（《文献通考?国用》）也就是说，仅仅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政府储备财富，已经超过了一年政府财政的总收入。这还不包括在京城的中央储备和皇帝内藏库储备。此后经过王安石变法的加强征收，到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时代，这个荒*的帝王能肆意铺张浪费标榜“丰亨豫大”，也正是依靠非常丰厚的国家财富储备。有史料记载，北宋灭亡后，仅金人从开封获得的中央积蓄，就达到“有钱九千八百七十万缗，有绢二百七十万匹，有金一百二十万两，有银二百万两，有粮九十万石”（《三朝北盟会编》卷281）。这还是宋徽宗没有挥霍完的。可见宋代政府财富积蓄之丰厚。

宋代人极力渲染财政困难实际是为改革制造舆论

就是当时人为了给改革制造舆论，人为贬低当时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为了论证改革的势在必行，必须将宋朝的现实描述得非常不理想，将改革的目标与未变革的现状对立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积贫积弱也就成为改革派描述宋朝现状的一种模式。为了制造改革的舆论，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全面批评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别是财政制度非常落后，以致皇帝虽然很节俭，但是百姓还是不富裕；皇帝虽然很勤政，但是国力还是不强盛。在一片富国强兵的呼唤声中，宋朝日益被描述成为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吴铮强《宋朝国运真相》，《人民论坛》2013年第1期）这一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他批评宋神宗犯了“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的错误（王夫之《宋论》）。

最被诟病为“积贫”的宋仁宗时代实际也不曾入不敷出

认为宋朝“积贫”的一大证据，是认为宋代政府开支巨大。诚然，宋代政府确实开支广大，但要看到这些开支用在了什么地方，起到了什么效果。开支大并非是“积贫”的代名词。

有偿征发百姓服劳役减轻压榨还利于民

以往汉唐政府征发百姓服劳役，都是由百姓自备口粮，国家并不负责，而在宋太祖登基后就“特令一夫日给米二升，天下诸处役夫亦如之，迄今遂为永式”（《宋朝事实类苑》卷21）。自此之后，这类征发都由国家供给民夫口粮。同时面向社会雇佣劳动力承担劳役，在官府每天负责其口粮之外，还要支给工钱。当时有大臣甚至认为官方雇佣劳动力的工资比市场价都高。（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比之之前汉唐国家对普通百姓自负口粮的无偿征发。实际上给予相当程度的返还和取消，同时也造成了政府开支扩大。

政府所需物资由靠征收为主改为购买为主

与前代政府主要依靠向民间征收粮食、布匹等实物并进行分配不同。宋代政府在向官员、军队等国家机构提供消费品时，大多采用财政拨款进行政府购买的方式，向民间采购物品，其数量之巨、规模之大、影响面之广、参与者之众、引起的商业关系之复杂等等，都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宋政府消费需求的各种物品几乎无一没有购买的事例。周行己说：“物出于民，钱出于官。天下租税，常十之七，而籴常十之六。与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钱贸易而后可”（《浮止集》卷1《上皇帝书》） 使政府的财政分配活动更多地与商品货币经济相结合。（李晓《宋朝的政府购买制度》，《文史哲》2002年第3期）大规模的改依赖征收为依赖政府购买，确实给宋代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的现金流压力。但这一方面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市场发展，另一方面，宋代政府提供的大量货币依靠这一过程进入民间，对于商业的发展，货币化的推进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宋代商业的繁荣昌盛，不是没有理由的。

“岁币”支出在宋代政府支出中占比重很小

有一种想当然的看法,以为宋代给辽、夏、金岁币,使得它变穷,不得不拼命搜刮,全面激化了社 矛盾,最终导致政权的垮台。事实上,岁币数量很有限,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它可以在彼此的贸易中得到补偿,以宋对金的茶叶贸易为例,金方每年要掏出30万两银子(一作70万两),仅此一项就比绍兴和议中宋方付的岁币25万两还要多。（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宋代繁荣的市场为大规模政府购买提供了可能

宋代积弱吗?从表面现象看,它疆域远不及汉、唐,先后受辽、西夏、金、蒙古欺负,直至亡国,这能说不弱吗?然而事实并不那么简单。

从建立打到灭亡 三百年战斗不止的朝代

两宋绵延316年，在中国自秦统一之后的大王朝中，仅次于两汉排在第二。宋代在战争中立国，先后经历了与辽、西夏、金、蒙古的对峙和战争直至灭亡。战争从来没有长时间间断过。可以说，两宋是战斗了300多年的朝代。与汉唐时期脆弱易分裂的游牧联盟国家匈奴、突厥之流相比。两宋所要面对的，是新兴起的拥有二元管理体系，能够对国家内不同的农耕和游牧民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北方帝国这种强大得多的敌人（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说一个同数个强大敌人战斗并生存300多年的政权是“积弱”，在逻辑上不成立。

不是军事最强不代表就是“积弱”

宋辽和议的达成本身,反映了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当,论骑兵,辽比宋强,但宋方虽然进攻力量不足,防守则有余,而且经济实力远胜于辽,比辽更有耐久力。这样打下去,谁也吃不了谁,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消耗战,这对双方来说都是灾难。就西夏而言,宋方的实力应当说要强于西夏,但西夏投靠辽,以辽牵制宋,使宋无法全力对付西夏,战争互有胜负,而逐渐往有利于宋的方面转化。南宋与金的实力相比,起初,金强宋弱,但过了十来年,情况不同了,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双方终于达成和约,宋以岁币了结。后来完颜亮南下,仍以失败告终。总的说来,宋、金双方实力基本相当,宋略弱一些。南宋与蒙古相比,军力不如蒙古,这是事实，但惟独南宋坚持抵抗了好几十年,让蒙古可汗死于钓鱼城下。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做到呢?以它的实力而言,几乎可以说仅次于蒙古,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难道世界上只容许有一个强国,其他都得算作“积贫积弱”的国家?就像现在,美国是超级大国,英、法等国难道都得列入“积贫积弱”的名单之中?（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衡量国家强弱并非只有“军事”一项

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准,更主要的是看它的综合国力。倘若按综合实力分析,宋应当说是超过了辽、金的。它的经济实力比辽、金强。它的科学技术更远远超过辽、金,世界史上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都是在宋代出现或得到推广的,火药的大量使用是在宋代,造纸、印刷术虽发明已久,但只有在大量使用时,才真正对国民经济和文化发挥重大作用。国民素质比以往的王朝和辽、金都要高,这表现在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上。继战国之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涌现出许多哲学学派:理学、新学、蜀学、心学……。开拓了许多新的学术领域,出现了金石学、古文字学,创造了年谱、诗话、书目解题等新体裁。科举制度的大发展,进士的分布也比以往合理,过去在南方有许多空白点,到宋代都得到了填补,人才的合理分布,对缩小地区差异起了良好的作用。以上说明,如果从综合国力角度考虑,宋王朝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宋辽双方军事实力相当

综合国力宋远超周边

既然“积贫积弱”不能作为宋代的概括，那么这个论调又是如何被提出并深入人心的呢？

后代士大夫借以抒发对所处时代的情绪

明末清初，王夫之等明遗民激愤于明清异代，神州陆沉，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将这种情绪带进了对历史的“反思”中。但它只认为是“积弱”而并不认为宋代是“积贫”。王夫之《宋论》卷6中说:“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国既以是弱矣”,“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他在全书中只有论宋仁宗时说到“积弱”二字,而且断然否定“积贫”之说。

近代知识分子基于近代中国遭受的灾难 将对国家的感情投射到历史上

将宋朝描述成积贫积弱并使之深入人心的，则是近代的一些史学家。面对近代中国遭遇的劫难与屈辱，以及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所暴露出来的贫困孱弱，近代知识分子无不痛心疾首。特别是在日军侵华的背景下，有些历史学家将对国家的感情投射到历史上，宋朝就成了他们抒发抗战决心与悲愤心情的一种寄托。具有代表性的比较早的书,大概就数1939年出版的钱穆《国史大纲》了,其中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贫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对宋代“积贫”和“积弱”,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949年后国内史学界硬套苏联理论 要将宋代描绘为封建社会衰落阶段

建国后，又有从苏联舶来的“上行下行阶段说”，加深了对宋朝“积贫积弱”说的肯定。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理论认为，封建社会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行阶段，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促进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第二阶段为下行阶段，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社会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中国历史学界一味盲目学苏联。上行下行阶段说被移植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来，不加论证就把宋代判定为已进入下行阶段，社会停滞。不符合历史实际，不足凭信。（张邦炜《瞻前顾后看宋代》，《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到1963年，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3册中，明确将“积贫积弱”作为一个词组来描述宋朝，说宋神宗将“王安石召入政府，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中国史纲要》是很有权威的教科书，影响极大，“积贫积弱”也因此成为国人对宋朝的一般印象。（吴铮强《宋朝国运真相》，《人民论坛》2013年第1期）

抗战是将宋代渲染成“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

有人称胡适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姑且不论这句话是否真是胡适所说，宋代的历史确实被怀抱着各种情绪和目的的著述者打扮成了本无其实的“积贫积弱”。当我们今天需要以一种客观和自信的态度重新审视历史的时候，尤其不能不警惕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