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嘉禾

人在嘉禾

李文飞

嘉禾人对待陌生人，不知其姓名时，一般以地名相称。男的叫xx牯，女的叫xx婆，牯，是水牛牯的牯，意思是公牛。初到嘉禾时，真的很不习惯，觉得是对来自乡下的陌生人的歧视性称呼。

我22岁到嘉禾塘村做服装批发生意，当时正值多次高考落榜，真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时节，还满脸青春痘，非常落魄。在老家时，父母多次拜托亲戚们帮我找对象，很多女孩担心我干农活不行，还没谈就坚决地拒绝了。但嘉禾人看人的眼光与我老家不同。我喜欢聊天讲故事，喜欢乐于助人，隔壁邻居都不叫我“蓝山牯”，一般都尊称我为“小李”。同做生意的其他的乡下人却没那么幸运，他们被称为“永兴牯”、“桂阳牯”、……

我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是帮大家写“换季大清仓”、“年终大甩卖”、“门面到期，清仓甩卖”等等。字写的不好，但我胆子大，敢拿笔，为邻居服务，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服装批发市场很火爆，北湖市场有很多人到塘村打货，我人缘好，又热情，生意不错，很多人就开始为我物色女朋友。当时介绍的对象有银行职员，有医生，有老师，也有大学刚毕业的，不拘一格，乱花迷人。妈妈说，选七选八，选到眼瞎，有中意的，就定了吧；爸爸不同意，他认为，风头正盛时，不挑肥拣瘦，错过时机则悔之晚矣，现在想想，爸爸说的更有道理。

嘉禾是著名的美食之乡。民间美食众多，有芙蓉米豆腐、嘉禾角粽、嘉禾油茶、嘉禾抖糍粑、禾仓面条、嘉禾水煮肉片粉……人在嘉禾，如果不品尝一下这些美食不能算到过嘉禾。最出名的当然是“芙蓉米豆腐”，当年刘晓庆为拍《芙蓉镇》亲自到塘村学习观摩现场售卖。只可惜，只能现做现卖，想吃正宗的“芙蓉米豆腐”，必须到嘉禾塘村一带的乡下。好在嘉禾的有识之士已经行动起来，开始注册商标和制定标准，以文化的形式把这些美食与嘉禾绑定。2018年，企业家黄乃雄带着“嘉禾角粽”和“嘉禾油茶”参加郴州市“湘粤赣贵四省农博会”，取得不俗成绩，邻近县区的同行羡慕不已。

嘉禾人天生豪迈，爱喝酒，素有“早上喝早酒，一天精神抖；中午喝烧酒，干活不辛苦；晚上倒缸酒，世界我所有”的说法。不仅朋友聚会要喝，洽谈业务要喝，准女婿上门更要喝，而且最好是喝醉。我酒量不好，第一次去女友家，女友的父亲几次劝我喝酒，都被我婉拒。第二次去的时候，女朋友的舅舅、姨丈都来了，我知道躲不过，横下一条心，那就喝吧。先敬全桌，再单独交流，双杯敬酒，回敬双杯，一个回合下来，五老爷不认识六老爷，然后频频举杯，舅舅也不叫了，姨丈也不喊了，一律称兄弟，叫大哥。女友站我身后，心疼极了，又怕我酒后失言，几次帮我解围，都被长辈喝止，只有干着急。常言道：酒后吐真言，是不是真心？性格好不好？品德怎么样？大家都想通过这场酒局摸摸我的底。多年以后，当年的女友并没有和我一起，但舅舅、姨丈和我还是好朋友。嘉禾人认为，酒品好的人，人品不会太差。

嘉禾人硬气，也懂得变通。比如嘉禾的女孩，看上去柔弱，内心却很刚强。两口子吵架，若是男的动了手，女的一般不会善罢甘休。早些年在塘村，经常遇到女的叫娘家人教训老公，娘家人一不小心教训过了头，又心疼老公的不得了。我认识一对小两口，经常打架，每次都是男的吃亏，大家说，因为女的娘家是周边村大姓，男的不敢动手。吵过之后，女的就投娘家，过几天，男的又托人去把女的请回来。终于有一次，男的赌气不再托人去请。结果，过几天娘家人主动把女的送回来了，还说以后再打架，就不准回娘家。所以，嘉禾人会变通，并不总是无原则地护犊子。我认识的嘉禾女孩，能喝酒，会撒娇，不怕打架，开摩托车很飚，做生意是把好手，打铁能背大锤。事实证明，这种女孩大多旺夫，只是一般的男孩也不敢娶，怕震不住。听说过一部电视剧《我的野蛮女友》，大概说的就是这类型的女孩吧。

嘉禾人团结包容，宗亲意识浓。比如塘村，主要有周刘黄吴四大姓，同姓之间，什么话都好说，什么问题都好解决。在塘村，没事别惹事，万一不小心遇到麻烦，最好找附近大姓中有威望的人出面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许还可以交个朋友。我曾经与当地人发生矛盾，对方咄咄逼人，威胁恐吓，让我无招架之功，因为没有动手，报警也没什么用，精神上感觉有压力。后来我找来朋友，他在当地是大姓，比较有威望，朋友出面，先礼后兵，恩威并施，三言两语就圆满解决，对方也没有感觉失去多大面子，这确实比报警还有效果。当然，现在治安环境大好，扫黑除恶已深入基层，有麻烦找警察是最好的选择。

嘉禾人性格外向，善于交际，爱好学习，不怕吃苦，适合外出闯荡创业。在嘉禾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男人一定要到外面去闯，才能更成功。嘉禾是中国铸造协会认定的江南铸都，也是国家级锻造之乡。大型设备、小型车床、炉头、鼎锅、铝盆、扳手、菜刀等等，都能做。嘉禾纯手工菜刀打造技艺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企业吸收了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在外创业成功者荣归故里，报效家乡，在嘉禾已蔚然成风。坦塘工业园很多企业大多是在外创业成功人士回乡创立的。目前，嘉禾在外创业人员十多万，这些人把在外学到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带回嘉禾，成为建设嘉禾的精干力量。

嘉禾人生性乐观，无论开心还是不开心，都喜欢用歌唱来抒发情感。嘉禾伴嫁歌是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作为长住嘉禾的人，我也能哼几首伴嫁歌，这让我在和朋友们聚会时不至于孤独无趣。如今，企业界的有识之士也加入到收集整理嘉禾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来，1958铁艺文化创意产业园就是由民营企业家牵头发起的，意在打造铸锻造文化及其他传统艺术传承科普基地，据说，2020初就要完工。届时，这里将成为嘉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发展的集中地。

世界发展，浩浩荡荡，顺之者昌。很多时候，人们被发展的潮流裹挟，进步一点点，便沾沾自喜，而一旦没有外界的裹挟带动前进，就会陷入莫名的自怨自艾中，不能自拔。人在嘉禾，你会发现，嘉禾的发展不是被动的，不是被裹挟的，而是在逆境中依然能够迎难而上，在迷茫中依然能够笑傲群雄的。这其实是嘉禾人性格决定的：硬气、豪迈、团结、乐观、敬畏传统、不怕吃苦、顺应潮流、勇于创新、……

这是我对嘉禾最直观的了解。

她把一瓶5块钱的辣椒酱做成与茅台齐名的品牌;

　她每天卖出130万瓶辣椒酱，一年销售额高达25亿，每瓶辣椒酱大概赚9角5分;

　她15年只贷过一次款，她的财务只有两笔最简单的账：进来多少，出去多少;

　她15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商业交易规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她目不识丁，她面对自己名字的三个字不断摇头：“这三个字，太难了，太复杂了。”

　凌晨3点，从贵阳龙洞堡机场出来，道路两旁的大部分树木楼房都湮没在黑夜中。还亮着的，是一栋高楼顶上“老干妈”三个红色的霓虹灯字，它背后，是一排灯火通明的厂房。

　每一天，这里都会生产出大约130万瓶辣椒酱，由始终等候在厂区的卡车拉走进入销售渠道，然后迅速被发往中国各地的大小超市，以及遍布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娃哈哈贵州分公司一位渠道经理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老干妈’，它的意义是提高了华人对辣椒的接受度和依存度，改变了华人的口味。”

　贵阳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谢邦银告诉理财周报记者，今年“老干妈”销售额预计为25亿元人民币，净利润超过4亿元。

　62岁的陶华碧和她的家族拥有“老干妈”超过90%的股权，她是这个“辣椒酱帝国”金字塔尖上的女皇。

　11月22日晚，在贵阳小十字的一间咖啡馆里，“老干妈”总经理谢邦银和董事长办公室主任王武接受了理财周报记者采访。

　“董事长授权我们回答一些问题。”他们特意强调了这一点。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两个30多岁的年轻人显得非常谨慎，对任何涉及到陶华碧个人的问题总是斟酌再三才会回答。

　“那这些穷学生到哪里去吃饭”

　陶华碧对凡是家境困难的学生所欠的饭钱，一律销账。“我的印象是她只要碰上钱不够的学生，分量不仅没减反还额外多些”。

　20岁那年，陶华碧嫁给了贵州206地质队的一名地质普查员，但没过几年，丈夫就病逝了。丈夫病重期间，陶华碧曾到南方打工，她吃不惯也吃不起外面的饭菜，就从家里带了很多辣椒做成辣椒酱拌饭吃。经过不断调配，她做出一种“很好吃”的辣椒酱，这就是现在“老干妈”仍在使用的配方。

　丈夫去世后，没有收入的陶华碧为了维持生计，开始晚上做米豆腐(贵阳最常见的一种廉价凉粉)，白天用背篼背到龙洞堡的几所学校里卖。

　由于交通不便，做米豆腐的原材料当时最近也要到5公里以外的油榨街才能买到。每次需要采购原材料时，她就背着背篼，赶最早的一班车到油榨街去买。由于那时车少人多，背篼又占地方，驾驶员经常不让她上车，于是她大多数时候只好步行到油榨街，买完材料后，再背着七八十斤重的东西步行回龙洞堡。由于常年接触做米豆腐的原料——石灰，到现在，她的双手一到春天还会脱皮。

　1989年，陶华碧在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贵阳公干院的大门外侧，开了个专卖凉粉和冷面的“实惠饭店”。“说是个餐馆，其实就是她用捡来的半截砖和油毛毡、石棉瓦搭起的‘路边摊’而已，餐厅的背墙就是公干院的围墙。”当时餐馆的“老主顾”韩先生20年后对这个餐馆的记忆依旧清晰。

　陶华碧做的米豆腐价低量足，吸引了附近几所中专学校的学生常常光顾。久而久之，就有不少学生因为无钱付账，赊欠了很多饭钱。陶华碧通过了解，对凡是家境困难的学生所欠的饭钱，一律销账。“我的印象是她只要碰上钱不够的学生，分量不仅没减反还额外多些。”韩先生回忆道。

　在“实惠饭店”，陶华碧用自己做的豆豉麻辣酱拌凉粉，很多客人吃完凉粉后，还要买一点麻辣酱带回去，甚至有人不吃凉粉却专门来买她的麻辣酱。后来，她的凉粉生意越来越差，可麻辣酱却做多少都不够卖。

　有一天中午，陶华碧的麻辣酱卖完后，吃凉粉的客人就一个也没有了。她关上店门去看看别人的生意怎样，走了十多家卖凉粉的餐馆和食摊，发现每家的生意都非常红火，陶华碧发现了这些餐厅生意红火的共同原因——都在使用她的麻辣酱。

　1994年，贵阳修建环城公路，昔日偏僻的龙洞堡成为贵阳南环线的主干道，途经此处的货车司机日渐增多，他们成了“实惠饭店”的主要客源。陶华碧近乎本能的商业智慧第一次发挥出来，她开始向司机免费赠送自家制作的豆豉辣酱、香辣菜等小吃和调味品，大受欢迎。

　货车司机们的口头传播显然是广告形式，“龙洞堡老干妈辣椒”的名号在贵阳不胫而走，很多人甚至就是为了尝一尝她的辣椒酱，专程从市区开车来公干院大门外的“实惠饭店”购买陶华碧的辣椒酱。

　对于这些慕名登门而来的客人，陶华碧都是半卖半送，但渐渐地来的人实在太多，她感觉到“送不起了”。1994年11月，“实惠饭店”更名为“贵阳南明陶氏风味食品店”，米豆腐和凉粉没有了，辣椒酱系列产品开始成为这家小店的主营产品。

　尽管调整了产品结构，但小店的辣椒酱产量依旧供不应求。龙洞堡街道办事处和贵阳南明区工商局的干部开始游说陶华碧，放弃餐馆经营，办厂专门生产辣椒酱，但被陶华碧干脆地拒绝了。

　陶华碧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小店关了，那这些穷学生到哪里去吃饭”。“每次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她都是这样说，让人根本接不下去话，而且每次都哭得一塌糊涂”，时任龙洞堡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廖正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让陶华碧办厂的呼声越来越高，以至于受其照顾的学生都参与到游说“干妈”的行动中，1996年8月，陶华碧借用南明区云关村村委会的两间房子，办起了辣椒酱加工厂，牌子就叫“老干妈”。

　“你要不给我瓶子我就不走了”

　无论是收购农民的辣椒还是把辣椒酱卖给经销商，陶华碧永远是现款现货，“我从不欠别人一分钱，别人也不能欠我一分钱”。从第一次买玻璃瓶的几十钱，到现在日销售额过千万始终坚持。

　刚刚成立的辣酱加工厂，是一个只有40名员工的简陋手工作坊，没有生产线，全部工艺都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操作。

　“老干妈”员工回忆说，当时捣麻椒、切辣椒是谁也不愿意做的苦差事。手工操作中溅起的飞沫会把眼睛辣得不停的流泪。陶华碧就自己动手，她一手握一把菜刀，两把刀抡起来上下翻飞，嘴里还不停地说：“我把辣椒当成苹果切，就一点也不辣眼睛了，年轻娃娃吃点苦怕啥。”

　在老板的带头下，员工们也纷纷拿起了菜刀“切苹果”。而陶华碧身先士卒的代价是肩膀患上了严重的肩周炎，10个手指的指甲因长期搅拌麻辣酱现在全部钙化。

　很快陶华碧发现，她找不到装辣椒酱的合适玻璃瓶。她找到贵阳市第二玻璃厂，但当时年产1.8万吨的贵阳二玻根本不愿意搭理这个要货量少得可怜的小客户，拒绝了为她的作坊定制玻璃瓶的请求。

　面对贵阳二玻厂长，陶华碧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商业谈判”：“哪个娃儿是一生下来就一大个哦，都是慢慢长大的嘛，今天你要不给我瓶子，我就不走了。”

　软磨硬泡了几个小时后，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玻璃厂允许她每次用提篮到厂里捡几十个瓶子拎回去用，其余免谈。陶华碧满意而归。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就是当初这份“协议”，日后成为贵阳第二玻璃厂能在国企倒闭狂潮中屹立不倒，甚至能发展壮大的原因。

　“老干妈”的生产规模爆炸式膨胀后，合作企业中不乏重庆、郑州等地的大型企业，贵阳二玻与这些企业相比，并无成本和质量优势，但陶华碧从来没有削减过贵阳二玻的供货份额。现在“老干妈”60%产品的玻璃瓶都由贵阳第二玻璃厂生产，二玻的4条生产线，有3条都是为“老干妈”24小时开动。

　作坊时代的“老干妈”虽然产量很小，但光靠龙洞堡周边的凉粉店已经消化不了，她必须开拓另外的市场。陶华碧第一次感受到经营的压力。

　陶华碧用了一个“笨办法”：她用提篮装起辣椒酱，走街串巷向各单位食堂和路边的商店推销。

　一开始，食品商店和单位食堂都不肯接受这瓶名不见经传的辣椒酱，陶华碧跟商家协商将辣椒酱摆在商店和食堂柜台，卖出去了再收钱，卖不出就退货。商家这才肯试销。

　一周后，商店和食堂纷纷打来电话，让她加倍送货;她派员工加倍送去，竟然很快又脱销了。陶华碧开始扩大生产，她给二玻的厂长毛礼伟打了一个的电话：“我要一万个瓶子，现款现货。”

　无论是收购农民的辣椒还是把辣椒酱卖给经销商，陶华碧永远是现款现货，“我从不欠别人一分钱，别人也不能欠我一分钱”。从第一次买玻璃瓶的几十元钱，到现在日销售额过千万始终坚持。“老干妈”没有库存，也没有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只有高达十数亿元的现金流。

　“这三个字太难了，太复杂了”

　陶华碧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惊人，财务报表之类的东西她完全不懂，“老干妈”也只有简单的账目，由财务人员念给她听，她听上一两遍就能记住，然后自己心算财务进出的总账，立刻就能知道数字是不是有问题。

　1997年8月，“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工人增加到200多人。陶华碧要做的不再仅仅是带头剁辣椒，财务、人事各种报表都要她亲自审阅，工商、税务、城管等很多对外事务都要应酬，政府有关部门还经常下达文件要她贯彻执行。除此之外，她还经常要参加政府主管部门召开的各种会议，有时还受命上台发言。

　从部队转业到206地质队汽车队工作的长子李贵山得知她的难处后，就主动要求辞职来帮母亲。虽然此时的陶华碧已是小有名气的生意人，但她还是觉得李贵山辞掉“铁饭碗”来帮助她是“秀才落难”，故极力反对，无奈之下，李贵山只能“先斩后奏”，先辞掉工作才找到陶华碧，成为“老干妈”的第一任总经理。

　有高中文化的李贵山，帮陶华碧做的第一件事是处理文件。一个读，一个听。听到重要处，陶华碧会突然站起来，用手指着文件说：“这个很重要，用笔划下来，马上去办。”

　王武和谢邦银介绍，陶华碧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惊人，财务报表之类的东西她完全不懂，“老干妈”也只有简单的账目，由财务人员念给她听，她听上一两遍就能记住，然后自己心算财务进出的总账，立刻就能知道数字是不是有问题。

　需要签字的文件，陶华碧就在右上角画个圆圈——这是她从电视里看来的。李贵山觉得这样很不安全，他在纸上写下“陶华碧”三个大字，让母亲没事时练习。陶华碧对这三个字看了又看，一边摇头，一边为难地感叹：“这三个字，好打脑壳哦(贵阳话：太难了)!”但为了写好自己的名字，她像小孩子描红一样一笔一划地整整写了三天。

　有人问她练字的感受，陶华碧用她的“特色语言”总结说：“比剁辣椒难、比剁辣椒难”。三天后，当她终于“描”会了自己的名字时候，高兴得请公司全体员工加了一顿餐。

　直到现在，“陶华碧”是陶华碧认识的仅有3个字。

　“我自己是老土，但你们不要学我一样”

　“老干妈”没有董事会、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只有5个部门，陶华碧下面就是谢邦银和王武，一个管业务，一个管行政。谢邦银笑称自己就是个“业务经理”，因为总要扑到一线拼命。

　1998年，在李贵山的帮助下，陶华碧制定了“老干妈”的规章制度。理财周报记者没能得到这份制度的原文，但谢邦银说他们没有员工手册，所谓的规章制度其实非常简单。只有一些诸如“不能偷懒”之类的句子，更像是长辈的教诲而非员工必须执行的制度。

　就靠这样一套如美国宪法般没改过一个字的简单制度，“老干妈”11年来始终保持稳定，公司内部从来没有传出过什么问题。

　“陶华碧有自己的一套，你可以叫作‘干妈式管理’。”贵州大学讲师熊昉曾作为记者多次采访过陶华碧，他说：“比如龙洞堡离贵阳市区比较远，附近也没什么吃饭的地方，陶华碧决定所有员工一律由公司包吃包住。从当初200人的小厂开始，‘老干妈’就有宿舍，一直到现在2000人，他们的工资福利在贵阳是顶尖的。”

　在陶华碧的公司，没有人叫她董事长，全都喊她“老干妈”，公司2000多名员工，她能叫出60%的人名，并记住了其中许多人的生日，每个员工结婚她都要亲自当证婚人。

　除此之外，陶华碧还一直坚持她的一些“土原则”：隔三岔五地跑到员工家串门;每个员工的生日到了，都能收到她送的礼物和一碗长寿面加两个荷包蛋;有员工出差，她像送儿女远行一样亲手为他们煮上几个鸡蛋，一直送到他们出厂坐上车后才转身回去;贵州过年过节时，有吃狗肉的习俗，陶华碧特地建了个养狗场，长年累月养着80多条狗，每到冬至和春节就杀狗供全公司会餐。

　除了“干妈式”管理之外，陶华碧在公司结构设置上也有自己的特色。“老干妈”没有董事会、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只有5个部门，陶华碧下面就是谢邦银和王武，一个管业务，一个管行政。谢邦银笑称自己就是个“业务经理”，因为总要扑到一线拼命。

　1998年开始，陶华碧把公司的管理人员轮流派往广州、深圳和上海等地，让他们去考察市场，到一些知名企业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她说：“我是老土，但你们不要学我一样，单位不能这样。你们这些娃娃出去后，都给我带点文化回来。”

　2005年，李贵山离开总经理岗位，总经理职位空悬了一阵后，职业经理人王海峰上任，现任总经理谢邦银时任总经理助理。而理财周报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李贵山在“下课”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挂名，不再参与公司管理。

　“老干妈”的管理团队，大概是中国目前大型企业中最神秘的一支，陶华碧对他们的一个要求就是不能接受外界采访。坊间对这支团队的评价大致为：忠诚、勤勉、低调。而其长子李贵山离职的原因，一直是一个谜。

　“政府也很困难，我们不借了”

　创业期间，陶华碧从来没有和银行打过交道，的贷款是在她发达之后，银行不断托人找上门来请她贷款，却不过情面才勉强贷的。

　2001年，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陶华碧准备再建一处厂房。当时，公司大部分资金都压在原材料上，有人建议她找政府寻求帮助。南明区委很重视，立即协调建行给她贷款。协调好以后，区委办给她打来电话，让她到区委洽谈此事。

　陶华碧带上会计来到区委，乘电梯到区长办公室所在的三楼。因为电梯很旧，门已经坏了，陶华碧走出电梯时，一不小心被电梯门挂住了衣服跌倒在地。

　陶华碧爬起来后，随行人员以为她要发火，谁知她却说：“你们看，政府也很困难，电梯都这么烂，我们不借了。”

　随行人员还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她却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向政府借钱(编注：陶华碧不知道政府协调银行贷款是什么意思，以为就是向政府借钱)，给国家添麻烦。真不借了，我们回去。”

　创业期间，陶华碧从来没有和银行打过交道，的贷款是在她发达之后，银行不断托人找上门来请她贷款，却不过情面才勉强贷的。贵阳市商业银行的一位工作人员说，陶华碧对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就是想找我点利息钱嘛。”

　“难道我还要怕假货吗”

　孙国强现任贵州省副省长，他能和陶华碧顺畅地交流，可以用非常直白的话把一些经济学的东西说的让陶华碧能听懂，还愿意照着做，陶华碧发展过程中做出的许多重要决定，可能都受过孙国强的影响。

　随着企业不断发展，“老干妈”品牌广为人知。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东西好卖了，仿冒自然而然就出现了。

　“老干妈”创立初期，李贵山就曾申请注册商标，但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以“‘干妈’是常用称呼，不适合作为商标”的理由驳回。这给了仿冒者可乘之机。

　全国各地陆续出现50多种“老干妈”，陶华碧开始花大力气打假。派人四处卧底调查，每年拨款数百万元成立了贵州民营企业第一支打假队，开始了在全国的打假。

　但仿冒的“老干妈”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出一茬，特别是湖南“老干妈”，商标和贵州“老干妈”几乎一模一样。

　陶华碧这次犯犟了，她不依不饶地与湖南“老干妈”打了3年官司，从北京市二中院一直打到北京市高院，还数次斗法于国家商标局。此案成为2003年中国十大典型维权案例。

　2000年8月10日，一审法院认定，贵阳老干妈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具有一定的历史过程，湖南老干妈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其停止使用并销毁在未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权前与贵阳老干妈公司相近似的包装瓶瓶贴，并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

　这意味着两个“老干妈”可以同生共存。这是陶华碧无法接受的，她很快提起上诉。

　其间有很多人劝陶华碧放弃官司，但陶华碧面对前来劝解的人就一句话：“我才是货真价实的‘老干妈’，他们是崴货(贵州话：假货)，难道我还要怕崴货吗?”

　最终陶华碧和湖南老干妈的官司，在两位黔籍官员：时任贵阳市市长孙国强和当时的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极力斡旋下，贵阳老干妈终于打败了湖南的“老干妈”。2003年5月，陶华碧的“老干妈”终于获得国家商标局的注册证书，同时湖南“老干妈”之前在国家商标局获得的注册被注销。

　孙国强现任贵州省副省长，“他能和陶华碧顺畅地交流，这是很不简单的。”贵州大学讲师熊昉告诉理财周报记者，“孙国强可以用非常直白的话把一些经济学的东西说的让陶华碧能听懂，还愿意照着做，陶华碧发展过程中做出的许多重要决定，可能都受过孙国强的影响。”

　陶华碧几乎不和政府官员打交道，作为省市区三级共管企业，“老干妈”的二期工程竣工仪式上，孙国强作为并不分管“老干妈”有关工作的副省长仍然受邀到场。坊间传闻，只有他和龙永图是陶华碧愿意“买账”的人。

　“我这么拼命搞，原来是在给你们打工哩”

　即使是扩大公司生产规模这样的事情上，陶华碧也保持着自己固执的谨慎。贵阳市官员在劝说陶华碧时也是倍感艰难，最后在市区两级主要官员的多次上门劝说下，陶华碧才勉强同意。

　2003年，贵阳市一些政府领导曾建议陶华碧，可以帮助“老干妈”公司借壳上市，融资扩大公司规模。

　这个在其他企业看来求之不得的事情，却被陶华碧一口否决，陶华碧的回答是：“什么上市、融资这些鬼名堂，我对这些是懵的，我只晓得炒辣椒，我只干我会的。”有官员感叹，和“老干妈”谈融资搞多元化，比和外商谈投资还要难。

　即使是扩大公司生产规模这样的事情上，陶华碧也保持着自己固执的谨慎。贵阳市官员在劝说陶华碧时也是倍感艰难，最后在市区两级主要官员的多次上门劝说下，陶华碧才勉强同意。

　现在，陶华碧几乎不去位于她的办公室，奔驰座驾也很少使用，因为“坐着不舒服”。除了一个月两三次去厂房车间转转，她生活的全部就是和几个老太太打麻将。

　有一天在麻将桌上，有人问她：“你赚了那么多钱，几辈子都花不完，还这样拼命干什么?”陶华碧当时没回答上来，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个问题，几乎彻夜未眠。

　第二天，正赶上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按着会前的安排，作为董事长的她要给员工们讲一讲当前的经济形势，如何应对“入世”后的挑战，然后具体工作指标由总经理下达。

　按照陶华碧在公开场合发言的惯例，李贵山已经为她拟了一份讲话稿，陶华碧听了三遍，几乎就能一次不差地背下来。

　但在会上讲话时，她突然想起昨天那个问题，转换话题了：“有几个老阿姨问我，‘你已经那么多钱了，还苦哈哈的拼哪样哦?我想了一晚上，也没有想出个味来。看到你们这些娃娃，我想出点味来了：企业我带不走，这块牌牌我也拿不走。毛主席说过，未来是你们的。我一想呀，我这么拼命搞，原来是在给你们打工哩!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为了你们自己，你们更要好好干呀!”

　会场沉寂几秒后，响起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