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古代的粮食价格最能反应货币的购买力。
从先秦到秦汉、隋唐的大多数时候，都是以粮食发放官员的俸禄，计量单位为「石（dan4）」。「俸禄」的「禄」就是「食物」，所谓「食君之禄，为君担忧」。陶渊明「不为五斗米」，「五斗米」陶的工资。元代以后，银本位制渐渐确立，才完全用货币发工资。
古代的东瀛，大米就是货币，如今股市上用的到「K线图」，也叫「蜡烛图」，就是源自东瀛人记录大米价格用的趋势图。
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文明的优点是长于治世，政制发达，短处是唯重实用，不究虚理（大意）。中国古人在政治上实践理性一枝独秀，文官制度、科举选拔、御史监察等等各种制度创新，统治技术从古到如今都是一流的。
中国古人在政治实践中很早意识到「谷贱伤农,谷贵伤民」，遇到灾荒，无粮救济，则流民四起，天下大乱。所以中国从战国开始设立「平籴法」制度，西汉设置了「常平仓」制度，就是政府利用市场机制，担负起稳定粮食供应和价格的职能：粮食便宜时候，用高价购买，防止谷贱伤农，一旦粮食减产，粮食价格大涨，政府就加大供应，稳定粮食价格。防止谷贵伤民，发生饥荒的时候，救济灾民。这恐怕就是最古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实践，可见「罗斯福新政」并不新，中国古人早就玩过。
《汉书?食货志》记载了西汉中期的「常平仓」和「粮食价格」：
西汉中期的「昭宣中兴」，是西汉最强盛富裕的时期，《汉书?食货志》记载在当时一石谷子只要五个五铢钱，这就会导致「农人少利，谷贱伤农」：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启用「常平仓」了，汉宣帝的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是个善于理财的治世能臣，他在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设置「常平仓」制度。而且成绩显著：每个时代都有不干实事，却喜欢瞎嚷嚷挑刺的「公知」。秦汉「公知」就是「御史」，耿寿昌设置「常平仓」的时候，当时的「御史萧望」说耿寿昌锱铢必较，但充其量就是「店小二」之才，没有深谋远虑，而且建仓库的工程太过于浩大，生出「旱气」：《食货志》用了「上不听」三个字，可见汉宣帝也觉得「公知」的「生旱气」那一套很荒谬。
到汉宣帝儿子汉元帝继位的时候，关东发大水灾，一石粮食疯涨到三百多五铢钱，儒生将天灾归因于常平仓制度，认为「常平仓」是与民争利，汉元帝听从了建议，并在初元五年（前44年） 下罪己诏，废除常平仓制度：熟悉汉代历史和中国经济史的人都知道，汉代的经济政策其实也有「凯恩斯」和「亚当斯」之争，《盐铁论》就是当时经济政策辩论文献的集结。
我个人认为「常平仓」虽然有国家与民争利的一面，但是让可以让粮食价格不至于大起大落，粮食减产的时候，价格让百姓可以接受，而且可以行使赈灾的职能，应该利大于弊。
五铢钱是铢两制货币中铸造行用年代最长的古币,(参与流通700多年)出土多,存世量大,市场上供大于求,除少数希奇版别价格较高以外,普通版价格都很便宜,但与前几年0.3--0.5元一枚相比,还是在增值.
半两钱钱中真正的秦半两较少,绝大多数是汉代的八铢半两和四铢半两,汉半两虽然铸造年代不长,在当时是官铸,民铸并行,存世量很大,版别繁多,与前几年相比,也是反了数倍,
真正的秦半两市场价格在100-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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