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孙成为汉的属国之后，汉对乌孙擅行赏罚，恩威并施。兹据《汉书·西域传》罗列主要事迹，参以其它记载，略作考证如下：
１．《汉书·西域传》载：“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弱［①ａ］，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遣之，卒百人送马。都护韩宣奏，乌孙大吏、大禄皆可以赐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汉许之。后都护韩宣复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李父左大将乐代为昆弥，汉不许。后段会宗为都护，招还亡畔，安定之。”
今案：据《汉书·宣帝纪》，解忧归汉为甘露三年冬，则元贵靡之死，星靡之立可能均在同一年。星靡因系元贵靡之子，故汉竭力扶助之，既遣冯夫人镇抚，又赐属官印绶，韩宣罢免之奏不许，会宗且为之招还亡畔。星靡怯弱，亦为汉进一步控制乌孙大开方便之门。
２．《汉书·西域传》：“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弥乌就屠死，子拊离代立，为弟日èｒ＠①所杀。汉遣使者立拊离子安日为小昆弥。日＠①亡，阻康居。汉徙己校屯姑墨，欲候便讨焉。安日使贵人姑莫匿等三不诈亡从日①，刺杀之。都护廉褒赐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缯三百匹。”
今案：星靡之死，一说在竟宁元年（前３３年）［①ｂ］，一说在成帝建始初（前３２年）［②ｂ］。前文既称段会宗任都护后曾为星靡招还亡畔，而会宗首任都护始于元帝竟宁元年，迄于成帝建始二年，故两说均可通。又，《汉书·段会宗传》有云：“小昆弥安日前为会宗所立”，知此处“使者”指段会宗。会宗首任西域都护既更尽于建始二年，知安日之立在是年之后，而拊离被杀之上限为建始二年会宗更尽之后［③ｂ］。
又，《汉书·陈汤传》载：“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④ｂ］、大将军王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此处围困段会宗的乌孙兵可能是日＠①所率领［⑤ｂ］。
一则，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建始四年（前２９年）三月甲申，右将军王商为丞相”。又载：“河平四年（前２５年）四月壬寅，丞相商免。”同书“陈汤传”既称会宗上书、丞相商等议数日未决，知乌孙兵围会宗一事发生在前２９～２５年之间。在这段时间内，乌孙大昆弥为雌栗靡，小昆弥为安日。雌栗靡与汉并无矛盾，围会宗者不可能是雌栗靡。安日本会宗所立。据《汉书·段会宗传》，会宗再任都护时，因德会宗，曾往蔼于龟兹，故围会宗者亦不可能是安日。当时与汉为敌的只可能是日＠①。日＠①很可能不满会宗立安日，乃发兵围会宗，见事不成，亡阻康居。当然也可能奔康居在先，借康居兵围会宗。只因围攻数日而解，故不见载于“西域传”和“段会宗传”，而在“陈汤传”刻划陈汤时叙及。
二则，《资治通鉴·汉纪》系乌孙兵围会宗一事于建始四年，是时王商已为丞相，而会宗作为使者到达乌孙，立安日为小昆弥，又及日＠①亡阻康居也完全可能在这一年。又，日＠①被杀于廉褒任都护时（前３０～２８年）与以上推算亦无不合。
据《汉书·段会宗传》，会宗前后凡二任西域都护，再任都护于成帝阳朔四年（前２１年），迄于鸿嘉二年（前１９年）。因此，同书“陈汤传”称日＠①所围困的会宗为“西域都护”，犹如同书“西域传”称元康二年的肖望之为“大鸿胪”一样，有欠确切。
３．《汉书·西域传》载：“后安日为降民所杀，汉立其弟末振将代。时大昆弥雌栗靡健，ｘī＠②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马畜无使入牧，国中大安和翁归靡时。小昆弥末振将恐为所并，使贵人乌日领诈降刺杀雌栗靡。汉欲以兵讨之而未能，遣中郎将段会宗持金币与都护图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孙伊秩靡为大昆弥。汉没入小昆弥待子在京师者。久之，大昆弥＠②侯难栖杀末振将，末振将兄安日子安＠②代为小昆弥。汉恨不自诛末振将，复使段会宗即斩其太子番丘。还，赐爵关内侯。是岁，元延二年也。”
今案：安日之死，当在鸿嘉三年或四年（前１８／１７年）。盖据《汉书·段会宗传》，“会宗更尽还，以擅发戊己校尉之兵乏兴，有诏赎论，拜为金城太守，以病免。岁余，小昆弥为国民所杀，诸＠②：畲舐摇！被嶙诟?∮诤杓?二年（前１９年），其后“岁余”应为三年或四年。同传又载，“征会宗为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使安辑乌孙，立小昆弥兄（应为“弟”）末振将、定其国而还。”知立末振将者为段会宗，其事或在鸿嘉末、永始初（前１７／１６年）［①ｃ］盖立末振将在会宗“病免”之后“岁余”，而会宗金城太守任期不明。
《汉书·段会宗传》又载，会宗定乌孙后，“明年，末振将杀大昆弥。会病死，汉恨诛不加。元延中，复遣会宗发戊已校尉诸国兵，即诛末振将太子番丘。”知末振将立之明年，便杀雌栗靡。其立若在鸿嘉末、永始初，则雌栗靡死于前１６／１５年，段会宗立伊秩靡为大昆弥或在永始二年或三年（前１５／１４年）。又，会宗既诛番丘于亢延中［②ｃ］，则末振将死于亢延二年（前１１年）之前。传文称末振将“病死”，而同书“西域传”载末振将为难栖所杀；当以后者为是。
４．《汉书·西域传》载：“会宗以＠①侯难栖杀末振将，虽不指为汉，合于讨贼，秦以为坚守都尉。责大禄、大吏、大监以雌栗靡见杀状，夺金印紫绶，更与铜墨云。末振将弟卑爰＠③本共谋杀大昆弥，将众八万余口北附康居，谋欲借兵兼并两昆弥。两昆弥畏之，亲倚都护。”
今案：《汉书·匈奴传》载：“至哀帝建平二年（前５年），乌孙庶子卑援＠③翕侯人众入匈奴西界，寇盗牛畜，颇杀其民。单于闻之，遣左大当户乌夷冷将五千骑击乌孙，杀数百人，略千余人，＠③牛畜去。卑援＠③恐，遣子趋录为质匈奴。单于受诏，以状闻。又遣中郎将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责让单于，告令还归卑援＠③质子。单于受诏，遣归。”此处所谓“乌孙庶子卑援＠③”可能便是“西域传”所载“北附康居”的末振将弟卑爰＠③北附康居，应为借康居威势，与乌孙大小昆弥鼎足而三。汉令单于还其质子，并非回护卑爰＠③，无非是担心单于与之相勾结。同书“息夫躬传”以下记载可以为证：“会单于当来朝，遣使言病，愿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以为‘单于当以十一月入塞，后以病为解，疑有他变。乌孙两昆弥弱，卑爰＠③强盛，居强煌之地，拥十万之众，东结单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强之威，循乌就屠之迹，举兵南伐，并乌孙之势也。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
５．《汉书·西域传》载：“哀帝元寿二年（前１年）［③ｃ］，大昆弥伊秩靡与单于并入朝，汉以为荣。至元始中，卑爰＠③杀乌日领以自效，汉封为归义侯。两昆弥皆弱，卑爰＠③侵陵，都护孙建袭杀之。自乌孙分立两昆弥后，汉用忧劳，且无宁岁。”
今案：大昆弥入朝是宣帝甘露以来西汉与乌孙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元始中，卑爰＠③杀乌日领以自效，旨在得汉承认，以便统一乌孙。故卑爰＠③得汉封后，便侵陵两昆弥，汉于是命孙建袭杀之［①ｄ］。同书“段会宗传”载：“小昆弥季父卑爰＠③拥众欲害昆弥，汉复遣会宗使安辑、与都护孙建并力。”知杀卑爰＠③是朝廷意志。
又，汉分立两昆弥，本意在分而治之，而其根源可追溯至武帝时昆莫猎ｊｉ＠④靡以汉女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分立之后，两昆弥矛盾不断，汉不得不一再干涉其间，因此或屯田赤谷，或徙已校姑墨，或发戊已校尉之兵，或赂赠以金币、印绶；仅段会宗便四使乌孙，故传文称“汉用忧劳”。
６,始建国五年（公元１３年），据《汉书·王莽传》，“乌孙大小昆弥遣使贡献。大昆弥者，中国外孙也。其胡妇子为小昆弥，而乌孙归附之。莽见匈奴诸边并侵，意欲得乌孙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弥使置大昆弥使上。保成师友祭酒满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国有礼谊，故诎而服从。大昆弥，君也，今序臣使于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
今案：首任小昆弥乌就屠，是翁归靡与匈奴女之子，传文所谓“其胡妇子为小昆弥”者指此。而满昌奏称大小昆弥有君臣之分，小昆弥自乌就屠以后一直是承认的。这也许是大昆弥的名字均以“靡”结尾，而小昆弥之名不以“靡”字结尾的原因［②ｄ］。唯一的例外是安日之子称“安犁靡”，但我认为此名衍“靡”字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否则，便是安日之子即小昆弥位后，不甘心“小号”，僭称“安犁靡”。果然，则王莽序小昆弥使于大昆弥使之上，不仅是王莽之权变，也是当时形势使然。
又，王莽因当时“匈奴诸边并侵”而“欲得乌孙心”，似乎莽新与乌孙关系又回到了武帝时代。然而王莽采取的办法竟是尊小昆弥而贬大昆弥，殊不知乌孙人心附小昆弥的原因之一，应是小昆弥为“胡妇子”，得＠⑤其母家之势。
以上是西汉与乌孙关系的第四阶段，乌孙为西汉之属国。
（十二）
武帝在遣使张骞使乌孙的同时，积极开辟通西域的道路，经营西南夷以求通大夏既屡受挫折，便将注意力转到匈奴控制相对薄弱的西域南道。首当其冲的是楼兰国。
楼兰国都于罗布泊西南，当南道。张骞首次西使归国时很可能经过楼兰，张骞使乌孙时也可能取道该地［③ｄ］。
据《汉书·西域传》，“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这应该是元朔三年，特别是元鼎二年以降的情况。这说明西汉通西域最初是取南道的，具体而言，乃自阳关，循阿尔金山北麓西行至罗布泊西南楼兰的都城后，或循昆仑山北麓继续西行，往赴南道诸国，或自楼兰都城北上当时位于罗布泊西北的姑师，复自姑师沿孔雀河西行，往赴北道诸国。这主要是因为天山东端匈奴势盛，使者难以通行。
又据《汉书·西域传》，武帝既苦于楼兰、姑师遮拦汉使，又闻汉使“多言其国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乃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今案：据同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赵破奴封浞野侯在元封三年，而王恢封浩侯在元封四年“正月甲申”。因此，《资治通鉴·汉纪》系破楼兰、姑师于元封三年。又据“功臣表”，王恢“以故中郎将将兵捕得车师王，侯”。而“西域传”仅载“虏楼兰王”。两者未知孰是。又，赵破奴打击的目标是姑师，然而其先遣王恢先至楼兰，可知汉兵是循阿尔金山北麓，抵达楼兰国都＠⑥泥城后，再北上进攻姑师的。自姑师沿孔雀河西进可赴北道诸国，姑师击破，始能“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
此后，据《汉书·西域传》，“楼兰既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这表明从元封三年起，楼兰自完全臣服于匈奴转变为两属于汉与匈奴。这里没有提到姑师，这很可能是姑师在其王被俘后，余众越过库鲁克塔克山北投匈奴了。这以后的“姑师”，史称“车师”［①ｅ］。
楼兰虽两属，然因匈奴之势正盛，很难做到不偏不倚。《汉书·西域传》载：“后贰师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将诣阙，簿责王，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上直其言，遣归国，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今案：据同书“匈奴传”，“闻贰师将军破大宛，斩其王还，单于欲遮之，不敢”；知“西域传”所谓“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在太初三年冬，时李广利亲率大军沿南道还。而任文捕得楼兰王且“将诣阙”或已是太初四年。又，楼兰王对武帝所说的一席话，概括地道出了处于汉匈两大势力争夺之下西域小国的处境。“两属”既不可避免，又难以维持。
楼兰王归国后，不得不亲汉，汉不仅使之候司匈奴，据《汉书·西域传》，还发其兵击车师，时在天汉二年（前９９年）。这是西汉首次发楼兰国兵。以后汉击车师时，每每发楼兰（或鄯善）国兵，以致该国职官有“击车师都尉”和“击车师君”。
《汉书·西域传》又载：“征和元年（前９２年），楼兰王死，国人来请质子在汉者，欲立之。质子常坐汉法，下蚕室宫刑，故不遣。报曰‘侍子，天子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楼兰更立王，汉复责质子，亦遣一子质匈奴。后王又死，匈奴先闻之；遗质子归，得立为王。汉遣使诏新王，令入朝，天子将加厚赏。楼兰王后妻，故继母也，谓王曰：‘先王遣两子质汉皆不还，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计，谢使曰：‘新立，国未定，愿待后年入见天子。’”这则记载生动地说明了西汉与匈奴为争夺楼兰采用的外交手腕。征和初，匈奴于焉耆、危须、尉犁间置僮仆都尉，加强了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楼兰地处交通要冲，亦匈奴所必争之地。终于因匈奴质子先入为主，楼兰又亲匈奴而疏汉。汉竟绳楼兰质子以汉法，不能不说是失策。
《汉书·西域传》又载：“然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惩艾不便与汉通。后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其弟尉屠耆降汉，具言状。”今案：姑师北迁后，罗布泊西北亦归楼兰国，故此处称楼兰国“当白龙堆”，而楼兰的位置愈重要，作为当道国，负担也愈沉重，不仅有劳役，还有兵役，同传称，汉于征和三年，再发楼兰国兵击车师。在这种形势下，匈奴反间易入，楼兰倒向匈奴，而有遮杀汉使之事。同书“傅介子传”称，“楼兰王安归尝为匈奴间，候遮汉使者，发兵杀略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辈，及安息、大宛使，**节印献物。”知楼兰不仅杀死西去的汉使者，也杀死东来的西域诸国使者，起到了阻断汉与西域诸国交通的作用，这显然是西汉所无法容忍的［①ｆ］。
于是，据《汉书·西域传》，昭帝“元凤四年（前７７年），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遂斩王尝归首，驰传诣阙，县首北阙下。……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今案：据同传，介子刺杀楼兰王尝归（应即同书“傅介子传”所见“安妇”）后，告谕其国人曰：“当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汉者。”而“傅介子传”称：“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知前王遣一子质汉，即尉屠耆；一子质匈奴，即安归，两者系兄弟。安归立后，其后妻称“先王遣两子质以皆不还”，尉屠耆归国时亦自称“身在汉久”，可见前引“西域传”所谓“尉屠耆降汉，具言状”，所言者并非安归立后事情，而传文“楼兰国最在东垂”至“数遮杀汉使”一节所描述的，既是安归以前，也是安归以来的情况。又据“傅介子传”，介子使大宛归国，“谓大将军霍光曰：‘楼兰、龟兹数反复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于是白遣之。”龟兹王易得，而楼兰王安归，据同传，“不亲”介子，本不易得，霍光令介子先刺楼兰王，显然是因为楼兰的重要性超过龟兹。至于汉刺杀匈奴所立安归，扶植亲汉的尉屠耆，遣将在伊循屯田积谷，都是为了消除导致楼兰反复的因素。果然，楼兰即鄯善从此附汉。宣帝时，据“西域传”，汉“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
（十三）
鄯善以西，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尚有且末、精绝、＠⑥弥、于阗、皮山、莎车六国。另外，散处昆仑山谷者尚有若羌、小宛、戎卢、渠勒、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乌＠⑥难兜十一国。然而与西汉关系有文献可考者仅＠⑥弥、于阗、莎车和若羌四国。其余诸国（难兜除外）只知道曾一度属西域都护。以下依次考述这四国与西汉的关系。
１．＠⑥＠⑦国。＠⑥＠⑦是张骞首次西使归途所经诸国之一［①ｇ］。张骞使乌孙时又曾遣副使使＠⑥＠⑦。《史记·大宛列传》明确记载＠⑥＠⑦曾遣使“随汉使献见天子”。＠⑥＠⑦是最早同西汉有往来的西域城廓诸国之一。
据《汉书·西域传》，＠⑥＠⑦国“东北与龟兹”接。同传又载：“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⑥弥，＠⑥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⑥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⑥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汉未能征。”
今案：贰师将军击大宛还军时亲率大军走南道，还可能分军走北道。广利既抵＠⑥弥，得闻赖丹为质事，乃遣使责龟兹。而“将赖丹入至京师”应为太初四年春［②ｇ］。又，据《史记·大宛列传》，“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由此可见，“外国皆臣属于汉”的局面是在李广利伐宛凯旋时开始形成的，而＠⑥弥是最早属汉的西域国家之一。
又，桑弘羊上疏建议屯田轮台，事见《汉书·西域传》，时在武帝征和四年（前８９年）。汉遣赖丹田轮台，《资治通鉴·汉纪》系于昭帝元凤四年（前７７年）。不久因赖丹被杀，屯田未果。
《汉书·西域传》又载：“宣帝时，长罗侯常惠使乌孙还，便宜发诸国兵，合五万人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龟兹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执姑翼诣惠，惠斩之。”今案：所谓“常惠使乌孙，”指常惠封侯之后，奉诏以金币赐有功的乌孙贵人，时在本始四年。
西汉与＠⑥弥（＠⑥＠⑦）的关系见诸记载者仅此而已。大致双方交通以来，一直维持着较好的关系。
２．于阗国。和＠⑥弥一样，于阗也是张骞首次西使归途所经诸国之一［③ｇ］。张骞使乌孙时，亦曾遣副使使于阗。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首次西使归国后向武帝报告，大宛之东有＠⑥弥、于阗。“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此后，传文又称：“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有关情况到了《汉书·西域传》描述的时代似乎更为清楚了：“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由此可见，西汉使者不止一次到过于阗及其附近地区，除采集玉石外，还对于阗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所谓“河源”作了当时力所能及的考察。
３．莎车。西汉与莎车的关系，主要见诸《汉书·西域传》的一则记载：
宣帝时，乌孙公主小子万年，莎车王爱之。莎车王无子死，死时万年在汉。莎车国人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即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汉许之，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万年初立，暴恶，国人不说。莎车王弟呼屠征杀万年，并杀汉使者，自立为王，约诸国背汉。会卫候冯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发诸国兵击杀之，更立它昆弟子为莎车王。还，拜奉世为光禄大夫。是岁，元康元年也。今案：万年系翁归靡与解忧次子，莎车国人请立为莎车王，意在同时取悦于西汉和乌孙，不料结果适得其反。莎车小国，或非偶然。万年“初立”，即因故被杀，送万年抵莎车的汉使，未及归国，遂一并被杀。可知万年之立，不过一年，或在地节之末。
呼屠征之反，亦见《汉书·冯奉世传》；据载：奉世送大宛客主伊循城，“都尉宋将言莎车与旁国共攻杀汉所置莎车王万年，并杀汉使者奚充国。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意皆在北道诸国间。奉世与其副严昌计，以为不亟击之则莎车日强，其势难制，必危西域。遂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
今案：呼屠征扬言北道诸国皆属匈奴，不过虚张声势。当时龟兹已经附汉，都护等又均在北道，呼屠征所能联络者，不过南道数国而已，既得不到匈奴支持，遂不堪奉世一击。莎车从此附汉。
此外，据《汉书·西域传》，王莽天凤三年（公元１６年），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曾发莎车兵击焉耆。时在西汉亡后，附见于此。
又，《流沙坠简》“廪给类”载汉简：“使莎车续相如”云云。“续相如”，见《汉书·景武昭元成功臣表》：“承父侯续相如，以使西域发外王子弟，诛斩扶乐王首，虏二千五百人，侯，千百五十户。太始三年（前９４年）五月封。”简文“续相如”前不冠封号，“使莎车”或在太始三年之前［①ｈ］。
４．＠⑨羌国。《汉书·西域传》载：“出阳关，自近者始，曰＠⑨羌。＠⑨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胜兵者五百人。西与且末接。……西北主鄯善，乃当道云。”又载：小宛国“东与＠⑨羌接”。戎卢国“南与＠⑨羌接”。渠靳国“西与＠⑨羌”接。于阗国“南与＠⑨羌接”。难兜国“南与＠⑨羌”接。今案：＠⑨羌是一个“户四百五十”的小国，西与且末、小宛接尚属可能，同时复与戎卢、渠勒、于阗、难兜相接，就无法理解了。因此，只能认为，＠⑨羌种的分布地域甚广，而传文“＠⑨羌”条所载仅其“王号去胡来王”之一支［①ｉ］。“去胡来”有可能是Tochari之音译。师古注：“言去离胡戎来附汉也”，不过是在汉译时汉人赋予的意思，与本义无涉。质言之，这个＠⑨羌国的臣民为＠⑨羌种，其王（或王族）则可能是吐火罗种［②ｉ］。与西汉发生关系的＠⑨羌人中，无疑包括由去胡来王统率的一支，但也可能包括其他＠⑨羌人在内。兹据有关资料述考如下：
（１）《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首次西使归国时，“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南山”既可能指汉南山即今祁连山，也可能指西域南山即今昆仑山、阿尔金山，甚或包括汉南山和西域南山两者。因此，此处所谓“羌中”，既可能指今祁连山的羌人居地，又可能指去胡来王的＠⑨羌国，或与戎卢、渠勒、于阗等国邻接的其它＠⑨羌人的居地。但是，如果考虑到张骞很可能是沿南道到达罗布泊西南的楼兰，复北上至泊西北的姑师，在自姑师东走途中被匈奴拘捕的，所谓“欲从羌中归”不过是他的计划而已，则“羌中”只可能指祁连山的羌人居地［③ｉ］。
（２）《汉书·赵充国传》载宣帝诏有云：“今诏……长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将＠⑨、月氏四千人”击＠⑨羌。据同书“宣帝纪”，事在神爵元年。今案：此处所谓“＠⑨”，果即＠⑨羌，则应在今祁连山一带。由此可见，祁连山一带亦有＠⑨羌。又，诏书提到的“月氏”或即《后汉书·西羌传》所见“湟中月氏胡”。
（３）《汉书·韦玄成传》载王舜、刘歆之议曰：“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⑨羌，裂匈奴之右肩。”此处所谓“＠⑨羌”亦称“南羌”，见《汉书·西域传》赞：“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肩，隔绝南羌、月氏。”由此可见，今祁连山一带确有＠⑨羌。汉设河西诸郡，重要目的之一便是隔绝匈奴与这一带＠⑨羌的联系。
（４）《汉书·西域传》载，元始中，“去胡来王唐兜，国比大种赤水羌，数相寇，不胜，告急都护。都护但钦不以时救助，唐兜困急，怨钦，东守玉门关。玉门关不内，去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书言状。”时王莽秉政，遣使告单于“不当得受”。单于乃执唐兜等付使者。莽诏会西域诸国王，陈军斩之。今案：这是去胡来王一支＠⑨羌与西汉关系的唯一记载。《资治通鉴·汉纪》系唐兜事于平帝元始二年（公元２年），近是。唐兜事件是西汉在西域统治不稳的迹象之一。
（十四）
武帝元封三年，汉军在破楼兰后，立即击姑师，俘虏其王。汉军所击姑师位于罗布泊西北。张骞首次西使归途曾经过该处，后来他使乌孙时又曾取道该处［④ｉ］。据《史记·大宛列传》，姑师使者曾“随汉使献见天子”。姑师也是较早和西汉发生关系的西域城廓国家之一。
姑师被击破，其王被俘虏后，余众越过库鲁克塔克山投奔匈奴。史籍称此后占有博格多山南北的姑师为“车师”。［①ｊ］“车师”与“姑师”实为同名异译。
为了打通西域北道，全面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西汉与匈奴曾反复争夺车师。
《汉书·西域传》载，“武帝天汉二年（前９９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这是西汉第一次攻击位于博格多山南北的车师，故传文称“始击车师”。［②ｊ］这次攻击的目的主要在配合汉军在天山东端对匈奴的进攻。盖同年汉遣李广利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由于匈奴回援及时，汉军无功而回。
《汉书·西域传》又载：“征和四年（前８９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九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诸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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