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的风俗,从节日习俗上来看,春节时,淮北(如淮阴区等)通常与北方大部分地区相同,吃饺子,而淮南(如楚州区等)则通常吃元宝。年俗:腊月二十四,打扫家里的灰尘,准备迎新年。正月十五闹花灯。二月初二:叫龙抬头,小孩剔去胎毛。
淮安风俗
淮安民俗有:腊月二十四,打扫家里的灰尘,准备迎新年。正月十五闹花灯。二月初二:叫龙抬头,小孩剔去胎毛。五月初五吃烧大蒜。七月十五迎接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冬至日要祭祖等。
值得注意的是,地处淮南与淮阴区一河之隔的清河、清浦两区,由于与淮阴区地理相近、人员来往密切,饮食、风俗习惯、方言等已在向淮北地区靠拢。
婚俗习惯上,在淮河以北的宿迁女孩出嫁通常下午进门,而在淮河以南的淮安市区则保持上午进门的惯例。
淮安人枚乘的《七发》,欧阳修在上学时就已熟读,文章说这里有:“芍药之酱、兰英之酒、秋黄之苏、白露之茹”;而欧阳修的同僚张耒,经常在他耳边念叨家乡淮安的“长鱼美蟹”。
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来淮安考察十七天时间,欧阳修不仅没吃到什么值得记载的好菜,连当地官员像样的招待都没几顿。除了在粮仓仓亭草草举行了接风和践行之外,剩下都是尊贵的大学士自掏腰包,在“僧寺”和“舟中”小饮。
简朴。或者说难听点,寒碜。
哪怕今天来到淮安,都能感受到土地富饶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的简朴。豆腐干、豆腐、蒲菜等稀松平常的食材,用一点点火腿、猪肉末、香菇、开洋吊出鲜味,精细加工之后,就变成了本地名菜。这在宴客习惯用“硬菜”的北方人看来,属于“忽悠”“小气”的行为,却在淮安蔚然成风、习以为常。
更重要的是,以淮安为地理标签的淮扬菜,代表了江苏省,乃至代表了中国国宴的门面。对于一个不是省会、不是直辖市的小地方来说,这是莫大的荣耀;当然,也常常意味着莫大的误解。
淮安传奇的饮食脉络,源自哪里?
No.1 壹
与淮扬并称的扬州,也许是最不服气淮安的。至今还有不少扬州本地学者,认为“淮扬菜”是“维扬”菜的误写,与淮安没有关系。
但事实上,扬州的古称“维扬”,正来自于淮河地区。《尚书·禹贡》把天下分为九州,对扬州的描述是:“淮海惟扬州。”意思是从淮河到大海的一大片区域,包括今天的江苏大半、安徽大半、浙江、福建和广东在内,都属于“扬州”。
在中原七国争霸的时代,南方开发程度很低,这种粗放的行政划分,是符合当时社会条件的。
南朝庾信在《哀江南赋》里引用了这句话:“淮海维扬,三千馀里。”但却把“惟“写成了”维“,到了唐代杜甫诗里,不免将错就错,“淮海维扬一俊人,金章紫绶照青春。”在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大开发之后,“维扬”成了俏丽江南的代名词。
但在更早之前,淮安才是“维扬”地区最被人熟知的地方。
淮安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上古地质运动在这里形成了一系列的凹陷,淮河水道由此经过,并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和复杂的水网。今天,这些湖泊虽然大部分已不复存在,但《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明代以前的百科全书里,却保存了它们的名字:富陵湖、破釜涧、泥墩湖、万家湖等等。
对北方中原政权来说,复杂的水道意味着行船的便利性。这里是渡过淮河后,向南方进行征服、开发和管理的前哨站;对于南方割据势力来说,这里又是向北扩张的主战场,“守江必守淮”由此而来。
公元前486年,志得意满的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伐齐、称霸中原而开凿了邗沟,起点在扬州,终点就在淮安。这是京杭大运河最早的一段,也是至今仍在使用的最重要干道。
凭借特殊的地缘格局,淮安的饮食习惯里,带着浓厚的南北融合痕迹。比如软兜长鱼,取材自南方泽国随处可见的黄鳝。细细去骨,用小快刀划成长条的鳝片,在葱姜水里汆熟,自然形成卷曲的兜,再用酱油、白糖、黄酒、大蒜子调成的芡汁来煨香,充满了南方文化的精致细腻。
上桌前,则要另加大量葱姜白胡椒,一勺注入灵魂的滚油“嗤”下去,浓咸张扬、香气四溢。这种大开大合的做法,更接近山东鲁菜的风貌。
淮安当地有一句俗语“一张淮安嘴,吃遍南和北”,这里的“一张“,既是量词,代表淮安人包容南北的口味;又是动词,代表在淮安,只需要张嘴一口,就能吃到南北两边的不同风味。
No.2 贰
南北通衢,改个说法,也可以理解为四战之地。
五胡乱华、晋室衣冠南渡,之后的两百多年,这里成了反复拉锯抢夺的必争之地。“江淮之间,赤地千里”。韩信出生、封地的富饶之地淮阴,成了安置淮阴灾民的淮安。
到了南宋,故事重演,淮安变成了宋金战争的主战场。活跃在戏剧故事里的韩世忠夫人梁红玉,就是淮安人。而她从青楼女到女将军的故事,则集中折射了南北方战争时代,淮安地区百姓穷则卖身为妓,困则妇孺参军的惨状。
更可怕的是,金国女真族侵占北方期间,对黄河泛滥不加疏堵,放任自流,甚至人为引导黄河向南改道,荼毒南宋。为后来数百年黄河河患埋下伏笔,大片的中原良田变成不毛之地。而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就是淮安。南下的黄河河水夺取淮河河道入海,导致淮河大量河水无处倾泻,在淮安附近泛滥,吞没了原本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湖泊。
烟波浩渺的洪泽湖,就是形成于那时。
相比之下,南宋把较为安全的长江以南地区视作国家基本盘,悉心经营。苏州、无锡、湖州、嘉兴、杭州等环太湖城市,很快从经济、文化上超越了扬州,至于更北的淮安,则彻底退出了经济中心的序列。
到今天,吴语方言里还有对淮安等地两淮人的歧视性称呼“江北佬”,认为他们不讲卫生、不懂礼貌。这种有色眼镜,来自历代黄河河患之下,失去土地,来到南方谋生的两淮穷人。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灾难困苦,却塑造了今天淮安人坚毅、隐忍的性格,和粗菜细做的饮食习惯。这种早先富庶,后来没落的心态,与一直穷困的地区有着本质区别。
比如当地河湖中曾经随处可见的水生野草“蒲菜”,本身没什么味道。淮安人加一点点小虾干在其中,半烧半焖促其入味,成就了口感堪比嫩笋,滋味浓厚如海鲜的开洋蒲菜。
再比如廉价的豆腐,擅长刀工的淮安大厨,会将它切成精致的菱形小方块,加入惹味鸡脯肉丁、香菜末、香菇丁、干贝、蘑菇等等,小火慢煨,直到滋味浑然一体,最后淋一层明油封住热气。看似平白无奇,舀起一勺送入口中,才知鲜掉眉毛。
语言学家许嘉璐说故乡淮安的饮食“粗菜细作,于平凡中见功夫”,正是这种饮食观念的生动概括。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耕文明社会,简朴、清淡、细致、精洁而不奢糜,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餐桌审美上的政治正确。而淮安先扬后抑的独特历史境遇,与中国人追求的饮食理念不谋而合,最终成就了它在淮扬菜系,乃至中国菜中非凡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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