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髯翁,历史文人,雕像位于大观楼内
昆明大观楼对联 孙髯翁 撰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
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
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
趁蟹屿螺州，梳裹就风鬟雾鬓。
更萍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
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
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
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
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
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据史料记载，昆明大观楼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年）。
其历史背景是康熙二十年，清王朝在粉碎吴三桂叛乱集团后，云南出现了较为安定和繁荣的情况，但毕竟这时离明亡不远，社会矛盾还较为尖锐复杂，为了粉饰太平，安抚人心，始筹建大观楼。
经过五年左右时间，大观楼建设已初具规模，一些文人雅士遂来这里登临赋诗，写下了许多诗联，随后有孙髯翁氏“一扫俗唱”写出了这副“为世所称”的大观楼长联。
长联到底是什么时候问世的呢？因为在康、乾时期，云南同时有两位孙髯翁，且又都是在诗词文学方面很有造诣的人。
不过昆明的孙髯翁生于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年），曲靖的孙髯翁则是生于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长于昆明孙髯翁四十五岁，这是史有定论的。
由于在长联问世的时间上，有“康熙中”与“乾隆中”的争议，而今有人即以推迟长联问世的时间和提早昆明孙髯翁的出生年代为前提，硬要把长联作者定在昆明孙髯翁头上。
有关大观楼长联问世的时间，据有关史籍和资料记载，有四种说法：一曰：“大观楼长联自清康熙年间问世以来”（见《历代长联举要》）；二曰： “清初撰大观楼长联”（见李瑞《云南有两个孙髯翁》）；三曰：“联句为康熙中邑人孙髯所题”（见梁章钜《楹联丛话全编》）；四曰：“长联为清康熙年间贫寒诗人孙髯所作”（见《楹联趣谈》）。
至于长联问世于“乾隆中”的说法，按张一鸣先生提出的两条依据，一曰：“同治五年云贵总督劳崇光为马如龙修大观楼时重刻陆树堂书长联写的题跋中所言‘滇南大观楼楹联乾隆中昆明孙髯翁所撰’”；二曰：“孙髯翁的忘年友、《滇系》作者师范于乾隆五十九年写的七律诗中有两句云：‘钱员外寄飞扬兴，孙布衣留绝妙词（内有髯翁题联甚佳）’”。
据此即否认“康熙中”之说是“没有史实依据”的，而断言“乾隆中”之说是“可信的”。
俗话说，凡事有其究竟者，必有其原来。
因为认定长联问世于康熙年间，那么生于康熙五十年的昆明孙髯翁要么还未出世，要么还只是一个孩童，所以坚持“乾隆中”之说者，自然要把长联问世的时间推迟到乾隆年间。
笔者认为张一鸣先生的这两条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劳崇光等人当时并不知道云南有两个孙髯翁这一历史事实，又惜乎世人品评书翰，往往以名位取人，所以鲜为人知的曲靖孙髯翁自然就“名落孙山”了。
其次，从历史情况来看，大观楼长联在乾隆年间就有浙江巡抚程月川，道光年间又有云贵总督阮芸台等人进行篡改；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大观楼与长联均毁于战火（今尚存于大观楼二楼的楹联乃是陆书摹刻之联，并非原件）。
如果说长联毁于兵燹后的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劳崇光的“乾隆中昆明孙髯翁所题”的题跋就算是“历史依据”的话，请问张一鸣先生，长联在未毁之前的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七年），两江总督梁章钜的“联句为康熙中邑人孙髯所题”为什么反而“不确切”了呢？难道说因为“梁氏从未来过云南任职，不了解情况”吗？又请问张一鸣先生，这“不了解情况”的梁氏，为什么对大观楼的湖光山色、一百八十字长联、乃至“联字为陆树堂所书”都完全了解，却偏偏把“乾隆中”误为“康熙中”，这种凭想象代替历史事实的说法，能服人吗？
再说，昆明孙髯翁的忘年友、《滇系》作者师范写的“钱员外寄飞扬兴，孙布衣留绝妙词（内有髯翁题甚佳）。
”张一鸣先生又据此推断说：“从师范以前根本找不到咏长联的踪影，而在师范以后赞扬长联的诗作才不断出现……这也足以证明‘乾隆说’是可信的。”
笔者不禁要有三问：一问：从师范以前找不到吟长联的踪影，在师范以后赞扬长联的诗作才不断出现，敢问当师范之时对长联有没有什么评价？二问：近华浦内的“甚佳”之联也好，“绝妙词”也好，张先生凭什么根据就认定其是大观楼长联呢？可否拿出对得上号或沾得上边的依据来。
因为历史问题争论，只能用事实来说话，否则是不能成立的。
三问：昆明孙髯的忘年友师范，在他编著的《滇系》中，把昆明孙髯翁的小传、诗作以及《拟输捐直省条丁缓征补歉谢表》都收入其中，甚至连孙髯写的“龙王不下栽秧雨，躲到苍山晌日头”的一首《竹枝词》也未漏掉（见《滇系》八之十七），却偏偏把这首“为世所称”的“甚佳”之联意只字未提。
张一鸣先生却回避这个问题，竟把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师范在《东集邀约》中的两句诗作拿出来作证。
笔者认为，《滇系》是师范先生一生中最得意之作，是一部集史事一家之美的仿志之作，也堪称是云南的一部重要史籍。
正因为是史籍，而不是诗歌和文学创作，所以师范在《东集邀约》题诗后的十四年（即嘉庆十三年、公元一八○八年），在这部长达四十卷的《滇系》中对昆明孙髯的大观楼长联却一字未入账，这本身就是不言而喻的史实了，怎么不令人质疑呢？
至于张一鸣先生引述的：曲靖孙髯翁的七世孙孙桂馨的话说“乃祖生前著作甚多，大者尽都丧失”，所以“连孙氏的子孙后世也不认为乃祖是长联的作者，当代人实在没有必要再作翻案的必要。
”笔者认为，张一鸣先生的这种说法不仅不合情理，而且未免离谱了。
作为历史问题的争论，只能根据历史事实而论，谁占有资料，谁的论据充分、翔实，谁都有发言权，难道孙氏家中的文稿“尽都丧失”，民间也就“尽都丧失”了吗？难道孙氏的子孙后代不争这个创作权，就不允许别人发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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