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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9日晚，91岁的著名分子遗学家、我国生物工程奠基人之一、军事医学科学院一级研究员黄翠芬院士在解放军总医院与世长辞。黄翠芬生前总爱别着女儿送给她的一枚蜜蜂图案的胸针，同事们因此送她一个昵称：“蜜蜂妈妈”。几十年来，“蜜蜂妈妈”把全部的挚爱献给祖国军事医学的百花园。

“蜜蜂妈妈”与丈夫周廷冲是军中唯一的夫妻院士。在91年的风雨历程中，她用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模范科学工作者”等不下20项耀眼的成果和荣誉，演绎出精彩而传奇的科学人生。 “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黄翠芬的传奇人生从归国的那一刻起就充满惊险和曲折。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大洋彼岸，黄翠芬和丈夫周廷冲立即从波士顿赶到旧金山，准备乘船回国，然而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严密封锁，不让高级知识分子回到中国。移民局百般刁难，不给签证。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归心似箭的黄翠芬夫妇大胆地选择了一艘货船“偷渡”。客船的票价为每人160美元，而这家货船每人要收500美元。黄翠芬夫妇还把所有积蓄购买了实验仪器和设备，冒着生命危险，在海上漂泊了56天后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回到祖国的怀抱。

其实，在出国之前，他们夫妇的人生就与党紧紧联系在一起。1921年生于广东的黄翠芬，1940年被广州岭南大学化学系录取。大学毕业后，她几经辗转来到重庆，在中央卫生实验院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工作。通过未婚夫周廷冲，她结识了人生领路人——中共地下党员计苏华。

当时，这对年轻人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奔赴延安，二是考奖学金出国。他们选择了前者，希望能够早日投入党的怀抱。然而，党组织希望能够为新中国储备人才，因此，计苏华劝他们出国留学。于是，他们听从党的安排，先后获得英、美奖学金，在海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建设祖国我要多流汗”，黄翠芬经常这样对同事们说。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黄翠芬4次应邀到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每一次，她都像一只辛勤的蜜蜂，献上自己酿造的“蜂蜜”——医学科技成果，作为祖国母亲的生日贺礼。

1959年国庆大阅兵，黄翠芬戴着她的第一枚军功章前来天安门观礼；1984年国庆大阅兵，作为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科学工作者”，63岁的她献给祖国的礼物是获得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一面医学防护盾牌；1999年国庆节的世纪大阅兵，78岁的黄翠芬带来了两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3个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09年国庆大阅兵，88岁的黄翠芬又一次站在了观礼台上。在这次大阅兵中，卫生勤务车首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它满载着全军卫生战线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自然也少不了黄翠芬的那一份。

在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黄翠芬也经历了许多磨难和挫折。“文化大革命”中，丈夫周廷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发配到西北放羊，黄翠芬也因“海外关系复杂”受到审查，一家六口天各一方……然而，战友们从未听到她一句怨言。

儿女们曾经问她：“那时您后悔过吗？”回答是四个字：“无怨无悔。”几十年后还有年轻人问她：当年为什么要回国？她很干脆地回答：“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运筹帷幄，占领科学制高点

“黄翠芬院士的伟大之处在于她老人家总能站在医学科学的最前沿，洞察医学科学发展趋势，准确把握科研的大方向。”和黄翠芬院士共事30多年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黄培堂研究员这样说道。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后，国际上普遍建立了基因重组工程技术。原来仅靠从天然产物中分离纯化的人生长激素、胰岛素等可以采用基因工程技术让它们成为重组工程药物。黄翠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场生物技术革命！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然而，由于受前苏联一边倒的影响，国内那时还只能推行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黄翠芬的意见遇到空前的阻力。

1978年，在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的支持下，黄翠芬迅速抽调近30人分赴北京和上海学习，并因陋就简办起了全军第一个分子遗传学研究室。“如果没有黄教授的这个果断决策，我们生物技术的研究不知要推迟多少年！”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黄培堂仍感慨万分。

从南方战场的卫勤总结中，黄翠芬得知前线部队在野外腹泻发病率较高，造成非战斗减员。为此，她决心把人类细菌性腹泻基因工程疫苗搞出来。但是，基因工程疫苗潜藏着一个生物风险，一下子到人类不稳妥，于是选择了先做幼畜疫苗，以找出排除那个潜藏风险的办法。

经过不懈努力，课题组研制的幼畜大肠菌腹泻基因工程多价疫苗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工程疫苗，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6年，基因敲除技术刚刚兴起，在美国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做，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邓初夏便是其中一位。一天，黄翠芬对博士生杨晓说，我已经联系好了，派你到美国邓初夏教授的实验室学习、研究基因敲除技术。

杨晓明白，基因敲除是获取稳定的动物模型，研究肿瘤等重大疾病的发病机理、探索治疗办法的一项新技术。黄教授是要自己一步跟上世界先进水平啊！杨晓不敢懈怠，努力学习，在美国一鸣惊人，论文被SCI（科学引文索引）引用达1000余次。

1999年3月，杨晓学习期满，邓初夏教授竟舍不得放她走了。杨晓没有犹豫，毅然回到黄教授身边。回国第二天，黄教授把杨晓推上了中国工程院医学科学前沿学术研讨会，虽然只破例给了她3分钟的发言机会，却产生了不小的轰动。

人类基因组计划自1990年开始实施，到2001年，已经破译了人类基因组全序列。黄翠芬意识到，一个“后基因组时代”开始了！

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黄翠芬经过反复思考研究，决定从危害最严重、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研究入手。因为，近30年来，生命科学取得的许多重大突破性理论成果来自肿瘤学研究，一系列具有革命意义的生物高新技术也源自于对肿瘤发病机制的研究。

1999年，黄翠芬在院里大力支持下，带领叶棋浓、杨晓、周建光、胡宝成、黄君健等组建了一个研究团队，经过10多年的努力，在肿瘤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长足进步，先后承担了“973”、“863”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不仅发表了一批高质量论文，引起国际反响，还获得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发明专利的潜在抗肿瘤基因治疗药物。这是黄翠芬晚年亲手领导组建的一个战斗在“后基因时代”的科研团队，其中有“973”首席科学家，有“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有院士候选人。

近 年来，黄翠芬发现海洋生物工程、抗体工程、生物导向药物、多价活疫苗、转基因动物等高新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建议生物工程研究所开展相应研究，并亲自找资料进行课题可行性论证。如今，这些项目都由所里的年轻人承担，均被列入国家 “863”和“973” 等高科技计划。

黄翠芬正像一只蜜蜂，筑起了一个又一个前沿学科的蜂巢。 直腰为人梯，弯腰为人桥

“直腰为人梯，弯腰为人桥”。总后勤部副部长秦银河这样评价黄翠芬的高尚品德。

黄翠芬爱才惜才，业界几乎无人不知。1978年，黄翠芬为了创建全军第一个基因工程研究室跑前跑后，好不容易争取到两个出国名额，可是黄翠芬却让给了有发展潜力的中年知识分子，自己则以探亲的名义，自费去美国考察。回国时，她又带回1万美元的仪器和实验菌种……

不仅如此，黄翠芬还发动在国内外结识的朋友、老师、同事，千方百计地打通各种渠道，先后把几十位优秀的年轻人介绍出国进修学习，同时又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吸引学成后的年轻人回国建功立业。

周建光研究员永远不会忘记，是黄翠芬院士推荐她出国深造，在她学习的5年时间里，黄翠芬没有忘记她，还多次利用出国机会专程看望她，了解她的实际困难。回国后，黄翠芬多次找上级领导反映，帮助她的孩子解决了上学问题，彻底解除了她回国的后顾之忧。

黄翠芬爱学生和晚辈就像爱自己的孩子。每到春节前，黄翠芬总会在家里举行师生、同事团聚会。她亲自下厨，做出丰盛的粤菜和西式菜肴，几十号人济济一堂，边吃边聊，无所不谈。博士王国力写道：“一位人人敬仰的学术宗师，能给她的晚辈和学生做午餐，令人感动。我在她那里‘偷’学的一道‘越南饭’，至今是我家宴请同学好友的保留项目。”

然而，在科研把关上，她却严格得近乎“死板”。学生的论文写出来了，她要把原始实验记录从头查到尾，厚厚的多少本，她一页一页地看，一项一项地比对，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

有一次，黄翠芬看完一位博士生的论文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论文能不能不用形容词？不用过多的装饰？如今已经成长为学科带头人的这位博士提起此事仍激动不已。

在生命的最后12年，黄翠芬先后被检查出结肠癌和肺癌。在与病魔抗争的12年时间里，黄翠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却仍然坚持每天上半天班。即使在最后的几个月，黄翠芬对前来看望她的学生，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视名利淡如水，追求真理一生无怨无悔，声名存海内；看事业重如山， 领军科研一世有功有德， 桃李遍天下”——黄翠芬的长子、美国马里昂大学终身教授周哈阳博士撰写的这幅挽联，可谓黄翠芬院士一生的真实写照。 人们都记得她给的温暖

“她有很多头衔和荣誉，在我眼里，她首先是一个好人。”她的长子周哈阳说。

是的，人们都记得她给的温暖。

“到现 在我都接受不了老人家去世的事实。80多岁的时候，她还和我们打沙壶球，教我们怎么击球。”她的博士生张浩哽咽着说，“病重期间，她还记得我们家在装修，跟她家人交代把家里的沙发留给我。”

她的学生杨晓也记得，她最后一次去看老师时，老人家还惦记着她女儿出国留学的事情。此前，老人把美国的外甥女给她发的有关在美国如何申请大学的邮件，全都打印出来，派人送给杨晓的女儿。

而每年在她家的新年聚餐会，几十人的伙食，她都亲力亲为。她的学生王国力说，从老师那偷学到的越南饭至今仍是他宴请朋友的保留项目。即使出差到美国，她也会招呼在那边的学生聚会，介绍国内最新动态，讨论回国事宜。她甚至把每次聚会时的照片冲洗后分发给各个家庭。

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她“脆弱”地请求医生早点结束她的生命。“其实她是不想给国家增添负担，给别人添麻烦。”黄培堂低声说。他永远也忘不了老师最后和他说的话。“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不太清醒了，但是在我走到门口准备离开时，突然听到她问‘带伞了吗’，那时候我都惊呆了。后来才明白，那几天北京老下雨，她担心我被淋到。”

“她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着想，我有时候都想不通，她遭受了那么多苦难和挫折，怎么还能这么淡然，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周哈阳坦言，母亲的胸怀，他无法企及。

怀孕7个月时，她和丈夫周廷冲花高价买了两张船票，在货船里颠簸了两个多月回到祖国；文革期间，周廷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发配到西北放羊，她也因“海外关系复杂”被审查，一家6口四散各地；70多岁送别老伴；生命的最后10年里，两次遭遇癌症……命运似乎并不优待她。

“但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回国后我也遇到过很多挫折，也有很灰心的时候，每次找黄老师谈心，总会不自觉地被她的乐观和豁达所感染，重新鼓起前行的信心和勇气。”杨晓说。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万物终要汇入到浩瀚茫茫的宇宙中，作为其中一颗微微闪光的星星，我感到是那么的幸运，那样的值得分外珍惜。”在自述中，她回忆了一生的经历后这样写道。也许，这就是不管顺境逆境，她总是与爱同行的原因吧。

“她内心的从容、宁静、以及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你只要走近，就能感觉到。”杨晓说，她眼里的恩师，用李清照咏桂花的词来形容很是贴切——“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留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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