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选出一个城市的四大家族不是什么难事,而要求参评的家族都具有世界级影响力,恐怕就没有几个家族能担当得起。在清代的广州,就有潘、卢、伍、叶四大家族在当时的世界贸易网络中拥有巨大影响力。
他们不仅是中国广州的富商巨贾,还是世界贸易的权力核心。
19世纪中期,由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广州成了东南沿海唯一一个对外贸易口岸。在明朝积累下来的庞大海外贸易,都要在广州完成。得益于如此丰厚的政策红利,广州成为一个中西洋货、南北土特产的交流中心,也是海外进出口贸易的中心。
如此大的商机催生了清朝最有能力的一批商人,他们不仅是国内贸易的领导者,还是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
只有通过他们,来自欧洲、美国的贸易船只才能进入黄埔港,与中国庞大的市场网络衔接,将高利润的中国制造品运回国内贩卖。每一艘顺利回国的船只,都会诞生一批当地的“百万富翁”,而站在这个贸易链顶端的中国商人们,自然也攫取了巨额的利润。这些商人大多是“红底商人”,他们代表国家与西方人进行贸易。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广州十三行行商。行商们各自成立自己的商号,比如潘家的“同文行”、伍家的“怡和行”等,都是在世界商业经济圈内响当当的旗号。
十三行的商人们以办事速度快、超强的应变能力和诚实的信誉而广受外国人欢迎,一些外国来华贸易公司在资金出现问题时,还会选择向“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行商借钱。
于是,像伍氏秉鉴这样的大商人,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在美国进行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中国的资本早在200多年前已经进入了美国本土。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大家熟知的侵略中国的急先锋英国东印度公司,伍秉鉴其实是它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时,常向伍家借贷,一来二去,伍秉鉴就成了东印度公司的股东。
所以,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乔布斯”,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伍秉鉴还认了外国人当义子,给老外当起了干爹。1837年,24岁的美国商人约翰·穆瑞·福布斯经历过8年的在华贸易后,选择回到美国。在中国贩卖过茶叶和鸦片的8年中,他认了伍秉鉴作为义父,一下搂住了一条大粗腿。
他回到美国时,口袋里多了50万墨西哥银元的投资,福布斯利用这笔钱开始了一门新生意——修铁路,并一跃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泛美大铁路的最大承建商,而义父伍秉鉴不仅成全了美国的铁路事业,还间接成为美国铁路大王的“义父”。广州的四大家族在当时富可敌国,却也正是这样的财力与影响力,他们也成为皇帝眼中会下蛋的金鸡。上至皇帝大臣,下至普通官吏,都想从四大家族敲点钱出来,逼迫他们捐款。再加上鸦片战争后天朝地位不在,使得中国商人的地位急转直下,四大家族也随着一轮又一轮的剥削而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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