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麦浪，财富激荡三十年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宋笛 王雅洁 李静 田进

1991年，深圳火车站正在为开通做最后的准备。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人，大部分都要在广州中转大巴车前往深圳，一些家乡在北方的人，路程上要花费30个小时以上。尽管如此，这一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增加了59万。丁立国也是在这一年抵达深圳。这位后来的德龙集团董事长刚刚毕业，他在深圳市福田区物资局找到了一个职务。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邓小平踏上了这座新车站的月台，开始了深圳之行，这是他南巡的第二站。这位老人在离开深圳的时候说：“你们要搞快一些。”

“南国春早”。《深圳特区报》记录邓小平深圳之行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开篇写道。当然文章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是，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一锤定音，这座城市松了口气。在整个中国更多的人跃跃欲试。这一年官员下海创业成为一道风景。他们后来被称为“九二派。”

丁立国只在深圳呆了两年。南方如火如荼地建设点燃了北方的一座座高炉，他决意返回家乡唐山，开启他的钢铁之路。

1997年，家在重庆农村的王成业到了重庆市区务工。他第一份工作是工地上的施工员学徒，修建一些市政项目和单位福利房、家属院。

王成业应该没想到，一年后，一种名为“商品房”的开发新事物会迅速出现在重庆和几乎每座城市，并成为大部分中国家庭持续至今的奋斗目标。

王成业也因此赶上了一个时代，2012年在顶峰时，他的建筑公司有超过2000名员工。

如今他还记得他买的第一套房子价格：“每平米886元”。

2000年，薛国巍加盟的老家肉饼在北京开业，不大的一家店，1个月能卖十多万元，3个月就能回本；王海平的培训机构更快，2010年在第一家培训机构开业后，3个月就开出了第二家。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人多少带着几分忐忑拥抱着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从那之后，中国人热衷的事情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要吃得更好，要住得舒服，要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要烤黑糖波波牛乳少冰三分糖。

人们尝试着越来越多地可能。每一个汇聚的念头，隐藏着财富和成就，涌向那些善于抓住机会的人。从房地产到互联网，从互联网到互联网+，从大数据到硬科技，新名词潮水般涌向大众。似乎每个人都相信，只要你愿意在春天播撒下种子，当丰收的季节到来时，风会抚过每一颗低垂的麦穗。

程墨想成为这样的人，在最近一段时间，他已经熟悉每一个头部主播的风格、流量、转换率，在几次与财富擦肩而过后，他对这一次的机会充满信心。

他相信成功后，他会有另一个故事。

钢的国度

丁立国到深圳这一年，深圳的第一高楼是国贸大厦。它矗立在嘉宾路与人民南路交会处，有53层，总高度160米。

国贸大厦是深圳速度的缩影。从1982年10月开工，到1985年12月竣工，国贸大厦建设仅用时37个月，“三天一层楼”是国贸大厦留下的传奇。

一年后，国贸大厦第一高楼的名号被183.8米的平安银行大厦打破，接着是宏昌大厦、地王大厦……国贸大厦很快就淹没在一座座高楼之中。

上世纪90年代，深圳是所有不安分青年的乌托邦，每一寸土地仿佛藏着一个致富的机会。21岁的丁立国在一座座崛起的高楼中察觉到的机会是：钢铁。

盖楼要用钢铁、修桥要用钢铁、不断冒出头的工厂也需要钢铁，正在快速建设期的深圳迸发了巨大的钢铁需求。

问题是，广东省钢铁产量有限，需要通过大量跨省贸易来满足深圳的钢材需求，一批在90年代得以积累下第一桶金的钢贸商由此而生。

唐山是中国钢铁重镇，作为唐山人，丁立国很快加入了钢贸商的队伍，1992年，丁立国承包了唐山当地一家轧钢厂，开始做钢贸生意。

那一年，钢材紧缺，钢价一路从2000元涨至4000余元左右，丁立国也在过程中攒下了第一桶金。

唐山之所以是中国钢铁重镇，不仅是因为当地有丰富资源，同时也有唐钢的辐射作用，在整个80年代，国有企业唐钢占据了唐山大部分的钢铁产量，但进入90年代，由于可观的利润，唐山冒出了一大批民营轧钢厂，这些轧钢厂在经历了钢市周期逆转后，普遍遇到了发展的问题，丁立国抓住机会，以租赁承包的形式统合了十几家轧钢厂。

这些轧钢厂的共同特点是：只生产终端产品，不做冶炼环节。

2000年，一个偶然机会，丁立国收购了邢台一家负债累累的钢铁企业，正式进入钢铁冶炼环节。这家企业在三年时间中产量做到了100多万吨。

从2000年开始，中国钢铁产业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全国钢铁产量从1亿余吨增长至2007年的近5亿吨，这些钢铁大部分在国内市场消化，满足了各地快速铺开的城镇化建设，德龙钢铁的产量也在2007年达到了400万吨。

2000年至2007年，中国钢产量持续20%以上增速的景气周期，在整个钢铁工业的历史中都极为罕见。尽管在2008年后，刺激性政策依然维持了数年的增长，但2012年后政策、市场和产业周期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共振，中国钢铁产业开始从规模增长走向另一种发展范式。

丁立国最讨厌别人说中国钢铁“只大不强”，他说其他的行业不好说，但中国钢铁一定是“又大又强”。

中国钢铁产业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孵化了一批又一批巨型企业，同时也沿着上下游，在设备制造、冶炼工艺等多个环节，从基础起步，逐渐形成竞争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张国宝在《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历程与思考》中提到宝钢一期所有核心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只有约12%的边角结构件是国产的；到二期时，改为合作制造，国产化率大大提高；到第三期，设备国产化率达到80%。“除了铁矿石，在设备自主化、环保标准等各方面，中国钢铁几乎都是走在前面的。”丁立国说。

这个钢铁的国度还将继续繁荣，丁立国将目光转向了海外。

高楼起

2001年，王成业在重庆大渡口区买下了第一套房，直到现在他还能脱口而出：“每平米886元”。

房子位于月光小区，是重庆大渡口区的第一个商品房项目，也是当地的第二个小区——第一个小区是政府安置房项目，王成业的包工队参与了这个项目。

1997年，王成业离开农村老家来到重庆市区。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地做施工员学徒，没干到几个月，他就开始盘算和朋友合伙做项目包工。

一开始，项目主要是市政工程和单位福利房等单体楼，但在2000年左右，房地产开发商来了。

199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题为《国务院通知要求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稿件，“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稿件中点出，房地产市场即将迎来一个辉煌的20年。

2000年前后，房地产、涨价、炒房团这些词汇开始涌入中国人的生活，2001年8月，温州150人组成的温州购房团杀到上海，掀起一股浪潮，这件事当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直到此后两年，在媒体的报道中，人们才恍然发觉温州购房团已经在上海房市杀了几个来回。

2001年，一位原建设部的官员提醒道：“不要以奥运和入世为名恶炒房价”。

虽然无法跟上海相比，重庆也受到了这股热潮的影响。

王成业印象中，从2000年开始，进入重庆的房地产开发商多了起来，王成业的施工队接到的工程也开始从单体项目变成了小区，一个小区项目的面积能达到十几万平方米。2006年，王成业的队伍从十几人扩张到了上千人，经过几年的锻炼，这个施工队几乎把盖楼的各个环节都摸透了，从为工人提供住宿的临时设施，到地基、道路、环境施工，一直到交房，王成业的队伍基本能完整承包下一个项目。

与大部分城市一样，重庆在90年代建成的房子大部分只能称得上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2003年之后开始有了绿化和设计，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面积能达到120-130平米左右。随着房价上涨，楼层越来越高，面积利用率也越来越紧凑。在2012年后，九十多平的房子都可以做出三室。

从2006年到2012年的6年间，是王成业觉得市场最好的时候。一方面项目很多，另一方面付款也很及时，少有人拖帐期。即便是在2008年前后楼市出现波动时，工地也基本没有受到影响，施工基本都在正常进行。“和现在的情况不太一样。”王成业说。

2012年，王成业的团队已经有2000多人。他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开始直接和房地产开发商打交道。

此后市场逐渐有了变化，一些没有房地产开发经验的人也进入了这一行业。在接项目的时候，需要施工方垫付资金，而且垫付的金额越来越高，王成业开始感觉到压力。

到2015年，王成业就决定不接施工项目了，因为帐期拉得太长了，“本金回来需要等3年，利润回来，需要等5年”，一些工程款回不来，只能用房抵，王成业手上最多抵了几十套房，这些房能出手的都出手了，但还有一些押到现在。

王成业将精力主要用在他此前建的一个以特型保温材料为产品的工厂上。建筑材料的回款情况要好一些，最多的时候，一年营收能到7000多万元，但押货款的客户也达到了上百家。几年前，王成业把厂也关了，厂房租了出去。

王成业是“70后”，他手底下的工人大部分也都是“70后”。和王成业一样，这些人在上世纪90年代陆续离开农村到城里务工。

房地产还没兴起的时候，项目有限，要进建筑队也不容易，还有人给王成业拎酒：“我儿子去你那边工作，让他好好学门手艺”。

在房地产大规模建设后，需求旺盛了起来。在2005年、2006年，一位勤劳的建筑工人每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5000至6000元，当时重庆的房价大约在五千多元，建筑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一平米房子。王成业接触的那一波建筑工人大部分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重庆城区买了房子，并用工地上的收入支撑了一家人的开支。

王成业说：“如果没有那一轮土地经济，很难想象最后能有这样的生活”。

顶峰时，中国有6000多万人成为建筑工人，依靠工程维持生计，提供这些工程的除了开发商，还有各地的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

包工头陈顺是2008年入行的。“四万亿”出台，点燃了各地的基建热情，陈顺当时都直接接触大承包商和地方政府，项目规模普遍大、结账爽快，过年时候工程也不停，找不到人的时候，就在村里到处吆喝找人，用两倍、三倍的工资拉上村里的男男女女抢工。

不过，“好久没有这样的日子了。”陈顺说。

2022年，他6、7月帮私人种植大户摘西瓜，7、8月接政府项目给偏远村修建储水池，9月上半月，给当地古城河道两岸边的石板铺设做维修——为了迎接国庆旅游季，如今则在给隔壁村修路。

这些项目不仅规模小，账期还很长，最近几年，涉及政府的项目，账款基本都要拖到年底统一结账，每年年底前七八天，项目方转账，陈顺再奔走各个银行把钱转给建筑工人们。

知识也是财富

2010年，在山东一所重点中学担任物理老师的王海平，终于决定离开学校。他开办了第一家课外辅导班。

本世纪初，随着人们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逐年增长，课后补习班进入了绝大部分学生的课后生活。

在学校时，王海平的教学成绩就不错，在家长中颇具口碑，这也使得他在开班后就自然收获了第一批学生。

山东是中国教育的大省，家长对教育的需求强烈。王海平的辅导班刚好满足当地一部分家长的需求，报名数量也日渐增多，仅在3个月后他便开办了第二家学校，之后又将培训机构的分店不断扩大至济南、青岛等地。

2015年，教育培训行业日益火爆，在家长学生的巨大需求面前，培训产业利润逐年稳步增长。人们逐渐形成一个共识——“21世纪教育是朝阳产业之一”。

在这一年，王海平迎来了事业的收获期——开设的分店数量达到18家，每家培训机构一年的利润在150万－200万元，18家店一年利润合计3000余万元。也是在这一年，创业成功的王海平第一次开上了保时捷，并在潍坊、青岛多地购买了房产和别墅。

直到现在，王海平都认为并不是自己多有能力，而是时代的选择，是“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让补课好像成为了每个家庭的刚性需求”。“特别是在三四线城市早期没有大型机构进入，当地学生的培训需求主要靠学校老师开办的小培训班满足。”王海平说。

接下来两年，王海平停止了扩张的脚步，将门店数量稳定在18家。依靠每年稳定的利润，日子过得倒也算舒服。直到2020年，疫情的来临打乱了王海平的既定步伐。

出于疫情防控的需求，2020年初，教育部要求暂停各地课外培训的线下培训活动，在房租、运营费用、工资等固定支出面前，王海平开始捉襟见肘。此后营收大幅减缓，同时受到在线教育的冲击，使他不得不在其后一年关闭了一半数量的门店。

2021年“双减”后，王海平关闭了所有门店，并卖掉了三处房产支付辞退老师的工资。

飞奔的餐桌

2012年，薛国巍在北京市三源里社区开起了第一家煲仔皇，这是他做的第三个餐饮生意。

薛国巍是老餐饮人。2000年，他在北京加盟一家名为老家肉饼的餐饮品牌，也是这个品牌的第一家加盟商。

当时的餐饮业处在一个尚待规范的阶段，社区店里人杂，有小偷、碰瓷的以及复杂的邻里关系。但生意很好做，3个月回本，1个月收入10多万元。

彼时，中国人的钱包刚刚有了点重量，可以好好吃饭了。2000年，中国人在餐饮行业花了近3000亿元，接下来的几年变成4000亿、5000亿，几乎一年一个台阶。

2008年，加盟了7年老家肉饼的薛国巍，第一次想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连锁品牌。他创建了一家名为一品三笑的连锁餐饮品牌，主打卤肉饭，和之前的肉饼生意比起来，定价更高、制作也更精良。

这家品牌同样以北京市场为主打，这一年，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北京至少种下了33万株乔木、180余万株灌木、410余公顷地被植物，整个城市的建设焕然一新，全世界的游客和谋求生计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入，为城市带来了进一步的繁荣和商机。

“那个时候竞争虽然开始激烈了，但生意还是很好做的，一些主打中式快餐的连锁店如日中天。”薛国巍说。

几乎每一个餐饮人都有一个麦当劳梦，这家在上世纪50年代于美国芝加哥成立的餐饮品牌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在全球开出了3万余家连锁店。

在第一家煲仔皇成立之初，店里只有两个人，薛国巍和他的合伙人。在第一家店启动后三个月，薛国巍组建了一支11人的管理团队，从第一家店开始，薛国巍的目标就很确定：要做大规模连锁。

要启动一个大规模连锁店至少要跨过三道坎：有竞争力的单店模型，安全稳定的供应链以及强有力的组织。

薛国巍第一步就遇到了难关。不同于其他餐饮品类，煲仔饭要保留风味就不能使用预制的方式，只能现场加工，这意味着单品至少12分钟等待时间，这对于快餐来说太慢了。

薛国巍想了很多办法，比如独立开发煲仔饭的设备、找专业团队给店面进行包装等等。

尽管如此，在2021年前，这个餐饮品牌一直没有实现盈利。

餐饮业是一个需要即时的流水和利润维持的行业。不过在2012年，一些因素改变了餐饮的某些逻辑。

这是一个神奇的年份。雕爷牛腩、黄太吉等一批在此后颇具知名度的企业在这一年成立。这些品牌或成或败，但与他们的餐饮前辈相比，有两样新的事物成为了他们创业路上的标签：互联网和风险投资。

开始几年，薛国巍对互联网的理解主要集中在营销领域，比如用微博发广告等。2015年，外卖平台兴起。最开始是淘点点，接着是美团和饿了么。薛国巍需要抉择，到底要不要拥抱外卖？如果要拥抱外卖，是自建平台还是加入外卖平台？

撑了半年，薛国巍妥协了，“既然是大势所趋，那就加入平台吧”，在与平台合作的过程中，煲仔皇吃到了一波红利。

第二个改变来自资本。

在持续不盈利的情况下，团队难免产生分歧，这样一个生意该如何维持下去？薛国巍一遍一遍地和团队沟通他的理念和理想，想让这支还没有打过胜仗的团队坚持下去。“投资人听懂了我在讲什么。”薛国巍说。

从2017年开始，连续三轮融资让煲仔皇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2021年，尽管有疫情影响，煲仔皇依然实现了800万元利润。目前煲仔皇在全国有120家分店，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等十几个城市。

回想创业这些年，在老家肉饼店，薛国巍摸索出了如何通过改变动线提高餐饮出餐的效率；在一品三笑，他掌握了如何运转一个拥有独立品牌的规模化连锁店；而在他第三次创业时，发现连中央厨房都不需要准备了。

“中国的食品供应链的工厂太多了，你要做什么都有人提供，仓储、冷链物流的能力也已经非常成熟了”。在薛国巍看来，中国孵化大规模连锁餐饮品牌的基础已经非常牢固了。

财富自由梦

2021年，程墨在贵州开始了一段新的事业，这次他看中的领域是电商直播。

从毕业起，程墨就一直在“折腾”。

程墨先是在广东的一家创业公司做销售，一步步做到销售总监，在与创始人发生摩擦后，他又奔赴北京，寻找机会。

2015年，各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一个个冒出头，大量资本涌入。程墨抓住机会，用一个还在PPT上的项目吸引了东部某地地方政府的青睐，当地引导基金给程墨的项目投资了上千万元。

程墨本来打算要好好地运作做这个项目，不料，他被颇有资历的合伙人“请”出了队伍。几经波折后，程墨又加入了一家互联网垂类头部公司。

程墨在行业内有人脉。公司不仅开出了高工资，还提供了丰厚的期权，这家公司已经完成数轮融资，且在垂类行业几乎没有对手。在当时看来上市不难。

但是等到这家公司上市的时候，政策和市场环境已经改变了很多。公司的股价不断下跌，到最后，程墨手上的期权距离一套房子的首付都还差很多。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中，程墨尝试的每一条路上，都有一批又一批实现了财富自由的人们，比如跟随初创公司成长，成为公司高管，比如在头部互联网公司做中层，吃到期权红利，又或者自己创业，获得风险投资青睐。

与之前的造富运动相比，这波互联网、创业红利离年轻人更近。“90后”的程墨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但是他身边的朋友多半不在其中。

余音

10月初，丁立国将前往印尼、沙特和中东五国考察，这些地区有德龙的客户、合作伙伴或潜在的收购对象，丁立国要去探探信。

丁立国的德龙集团在2021年首次上榜《财富》世界五百强榜单，公司2021年营收1957亿，位列榜单第469位。

在2015年后，王成业基本已经不接新的项目了，如今他在一家地产类公司担任高管，他还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市场的动向，在他看来，未来，房地产市场还是会回归正常发展的通道，但速度会慢一些。

王海平还在教育赛道中寻找新的机会。对他来说，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他已经开始筹谋新的项目。

麦当劳曾经是薛国巍学习的对象，他聘请过麦当劳的高管，但最近他已经很少看有关麦当劳的书籍了，他觉得麦当劳已经是工业时代的产物。

薛国巍现在的方向是：在餐厅导入物联网技术，并用数据支撑企业决策。

一年又一年。

他们是怀揣财富梦想的中国人的缩影。人们播撒种子，辛勤劳作，期待着丰收的景象。从冬到春，从春到秋。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过，金色的麦浪涌动，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不是每一颗种子都能吐出饱满的麦穗。每一颗种子都浓缩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程墨也是其中的一员，但他还在路上。

尽管几次与财富擦肩而过，在看完这段有关他的故事后，程墨还是说：“你应该在最后升华一下，要说‘他眼里还有光，他还相信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