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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益项目存在的问题

网友发布 2022-09-17 21:01 · 头闻号站长动态

互联网产生的新问题,由互联网解决。

文然

互联网改变了几乎所有行业的运行效率,包括公益事业。2015年,腾讯公益发起“99公益日”,205万人参与,共筹款1.27亿元。到2021年,参与人数和捐款金额至少增长了34倍。

就像其他有技术颠覆的行业一样,效率的提升也带来一些问题。煽动情绪、传播虚假信息也变得更加容易。早在2012年,就在微信微信官方账号和朋友圈开始流行的时候,有人提出了“回声计划”,用第三方力量跟踪慈善募捐。但当时人们是乐观的,更愿意相信互联网带来的改变大多是好的。

然后,一些事情改变了人们的态度。在2016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尔事件中,罗尔在网上发布女儿患白血病的求助,获得了大众数百万元的资助。然而,她隐瞒了自己拥有三套房产,并拒绝出售房子以拯救女儿。剧情的反转,一时间让大家对网络上的求助信息产生了警惕。几年后,又有一个“众筹顾问”在ICU病房扫地进行众筹,利用临终病人出卖自己的悲惨,获得提成。

经过几次类似事件,他们所在的平台已经处理。但是信任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一次欺骗就会瞬间失去。

微博诞生13年,微信朋友圈上线十年。对于网上的信息,大家也逐渐变得有些戒备,不置可否。连转发都要评估,一天之后会不会反转。无论演讲者看起来多么权威,叙述看起来多么真实,人们似乎都失去了信任,这对依赖捐赠的公益事业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

有些人会怀念单纯的日子,在一个信息流动缓慢的时代,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互联网信息流量的增加也带来了更大的歧视难度。当然,人们不会回到那个效率更低、信息更不通畅的时代。技术带来的新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来解决。

不求回报的“股东大会”

上市公司公开出售股份,所有权从少数人变为公众。于是所有上市公司每年都要召开股东大会,向股东公开公司业绩和数据,接受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的质疑——有时甚至是紧张。

“大象食堂”公益项目负责人、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张喜燕今年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为什么不给大象买食物,却给村民钱?我们是在保护大象,不是村民。”今年6月28日,在公益股东大会上,这是“公益五问”中第一个也是最尖锐的问题。

这是张喜燕经常遇到的问题。他又一次从头说起:“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是谁在保护大象?肯定是人。哪些人?你们中有喜欢大象,热爱动物的网友,但也有世世代代在西双版纳和大象生活在一起的各族普通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为保护大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却成了保护大象的受害者。”

20世纪70年代西双版纳只有大约170头野生亚洲象,但现在有300多头。2021年底,西双版纳常住人口130万。据西双版纳州林业局统计,1991年至2016年,当地共有65万人受到野生亚洲象事故影响,其中死亡55人,粮食损失约8.5万亩,经济作物损失约3.6万吨。

环保最终是为了保护一个生态。就像经济生态一样,任何粗暴的干涉,无论初衷有多好,都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

过去,山区的当地人按照轮作休耕的方法耕种他们的土地。当一块土地耕种了几年后,它将被放弃以恢复土地的肥力。这片被遗弃的土地将种植野生芭蕉、竹子、棕榈叶芦苇等。,哪些大象喜欢吃。当人们离开时,大象就会来吃这些野生食物。几年后,人们会回来耕种,把另一块土地留给大象。这就是最原始最无心的“大象食堂”。

近几十年来,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当地人纷纷改种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大象不能吃东西。最初的解决办法是指定保护区,禁止人们进出大象主要生活的区域,更禁止人们在其中耕种。“食堂”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的树木,森林覆盖率从80%以上提高到98%。反而减少了大象的生存时间空。

于是大象为了寻找食物越走越远,甚至直接去村镇觅食。前些年,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发现野生亚洲象由于食物来源不足,从西双版纳出发到普洱。去年,一群野生亚洲象一路走到昆明,走了一年多。

“人象共生”变成了“人象冲突”。西双版纳2019年4个月共发生8起野生亚洲象事故,造成7死1伤。

耕地被吃,房屋被破坏,村民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部分理赔,需要明确证明损失是大象造成的。更何况是间接经济损失。大象游荡到人类活动范围内,当地居民需要待在家里甚至搬家。有时候大象游荡一两个月才走,关机的损失只能自己承担。

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在思考了几个方案后,决定重新建立“大象食堂”,用筹到的钱补贴村民,让他们放弃一些经济作物,在保护区周边的荒地、田地里种植大象能吃的食物。大象如果能吃饱,就不会跋涉到村镇觅食。

这么复杂的逻辑,不是一条140字的微博或者一个15秒的视频能解释清楚的。

获救的小象“羊牛”和饲养员

腾讯慈善基金会秘书长颜歌告诉《晚邮报》:公益组织不是商业组织。他们不可能用有限的资金成立营销和公关部门,也不会有相关的预算。他们天然处于直言不讳的弱势地位,很难简单地向公众解释复杂的项目问题和历史成因。

除了公益的股东大会,腾讯公益今年另一个加强公益透明度的新项目“公益侦探”,邀请捐赠人作为“真正的侦探”,亲自探索公益项目的进展。其中一位“真侦探”来到西双版纳,考察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热带雨林修复”项目。

这位“真正的侦探”知识丰富,出发前做了功课,但她的问题让张喜燕感到难以回答。比如关于“热带雨林修复”项目,橡胶树被砍掉后,为什么只种了一批铁木?为了恢复雨林的生物多样性,难道不应该种植更多样的植物吗?雨林恢复后,土壤质量有所改善吗?

“这些问题都没错,但小真不知道的是,我们很多项目的最终结果其实都可以通过妥协来实现。”,他苦笑道。比如关于植物的选择,他们也想混种二三十种,但是资金有限,只能提供现在有的树苗。这批船的树苗都是铁木,先种。为了回答真题,他曾经找过专业的地质检测机构询问价格,但是一份详细的报告价格大概在20-40万元。基金会购买的树苗最便宜15元,40万元足够他们种26000棵树,占地400亩。

有机会解释后,质疑者终于明白了“大象食堂”为什么要这么做。张喜燕还决定尽可能地增加该项目的科学反馈——即使先在大象的食物来源处安装一台摄像机?

自然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

“外婆的礼物”是“买而不捐”较早发起的公益项目。他们通过捐赠的方式免费给受助者提供鸡,让受助者养殖鸡蛋,然后机构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回收鸡蛋,再回馈一部分给捐赠人。这个项目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因为负责生产的是一群山里60-80岁的老人。

在另一次公益股东大会上,“奶奶的礼物”项目发起人、浔阳看大山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张新斌被问到,“奶奶的劳动力便宜,如何保证组织不会从中获利?”“以买的方式捐赠是否科学合理?比直接捐钱更有帮助吗?”

张新斌对这些问题并不陌生。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山区。2013年奶奶去世,他回到山区,看到留守老人和孩子更加孤独和被遗忘,生活更加压抑和破败,这让他下定决心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刚开始他也给老人们捐过钱和东西,直到被几个老人拒绝或者被老人们坚持要换东西。他突然明白了,也许慈善不应该这么做。

这些山区的留守老人,靠辛勤的种田来满足温饱。他们一年的收入只有几百块。贫穷贯穿了很多老人的一生,也像一道伤疤。他们无力改变现状,却又不愿意被捐赠。

如果他们有能力改变现状呢?经过思考,张新斌决定改变做法。他用筹到的钱分发鸡、小猪、饲料等。免费送给老人,然后回收产品帮老人赚钱。他们以高于市场价的保底价格回收老人们的所有卵子,然后还给捐赠者,对外出售,以维持组织的运转。

养鸡回收鸡蛋的老人们年收入从几百块增加到5000多元,但最让老人们感动的是,他们在晚年仍然发现自己仍然有能力改变生活。

山上,老人切菜喂鸡。

即使看似最简单的扶贫方式,实际操作中也需要考虑很多东西,并不是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愿意白白给予。如果不是面对面,这个很难解释清楚。

四年的探索,用互联网技术解决互联网带来的新问题。

2016年,“罗尔事件”的出现,将互联网公益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风险推向了极致。

罗尔的女儿罗萧艺被诊断出疑似白血病,后来又被诊断为白血病,因器官衰竭转入ICU。几个月来,罗尔发表多篇文章表达对女儿的深情和救治意愿,并通过微信官方账号的文章和私信转账引导网友捐款。女儿转入ICU后,写的罗为我停下来,微信微信官方账号连续两天达到单日悬赏门槛,他开始要求网友添加自己的私人微信号继续捐款。

短短几天,根据深圳市民政局后来回馈网友的答谢,罗尔已经收到网友捐款共计252万元,还不算私人转账和前后文章打赏。

在后来的采访中,罗尔承认自己拥有三套房子,是几家公司的法人,但他不会为了救女儿而卖掉房子,而是留给儿子、妻子和自己。罗的住院账单也被公布了。百日住院和ICU费用剔除医保报销、基金会捐赠和社会集资,罗尔实际支付了1453元。

“罗尔事件”震惊社会,也迫使腾讯公益等几家最大的互联网公益平台不得不考虑互联网对捐款的影响:如何核实和减少虚假信息;如何降低情感捐赠和激情捐赠带来的风险?

2018年,腾讯公益启动“回声计划”,邀请媒体、监管机构等第三方力量实地考察项目的实际进展和成果,并通过报道或报告的方式展示。但运行两年后,发现这种形式过于碎片化,只能展现互联网公益的一小部分过程或故事,于是在2020年暂停了一年。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腾讯公益在财务透明方面有了新的创新:引入区块链,利用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点,保证筹款进入正确的账户,不会被其他主体挪用;与德勤合作,引入审计机制,检查公益组织财务数据的准确性。

然而,区块链只是透明捐赠过程中的一小段。这些钱到底有没有被使用,审计只能证明公益组织的财务数据是正确的,并不能完全保证这些钱是否被用于项目的初衷,使用的方法是否科学。

当探索陷入僵局时,一个公益事件激励了团队。

2021年,郑州遭遇暴雨袭击,引发洪水。一份“24小时救命文件”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广为流传,上面标注了郑州的大量救援信息。在民间传播和补充,是民众自发的行为。巧合的是,大众使用的工具是腾讯文档,这启发了腾讯的公益团队。

在后来的会议上,他们考虑了其他可用的工具。我想到了腾讯的会议。如果想让捐助方对项目有更深入的了解,形成监督,是不是面谈比较好?于是想到了模仿商业机构股东大会的形式,设置了公益五问、财报披露、回答股东提问三个必要环节。

起初,腾讯公益邀请了4、5家公益机构召开股东大会,但都被各种原因拒绝。有的大机构因为时间紧迫,事务多,拒绝邀请;有的考虑到操作不一定被公众理解,但影响机构筹款而拒绝;还有的怕网友现场提问难以马上回答,带来负面影响,暂时不参与。

包括张新斌一开始的态度,都有些担忧。“我答不上来,影响项目怎么办?”他很担心。但最后经过沟通,他意识到,其实和捐赠人沟通清楚,对项目来说是更好的发展。甚至一个疗程后,他跑到山里,和他的奶奶们又开了一个疗程。

专注于农村儿童阅读推广的满天星公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机构。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梁认为这是一个补充机构能力的机会:公益机构有能力回答公众吗?他认为这是一种锻炼。

巴比伦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捐赠给图书馆的儿童

从“捐赠”到“参与”

1880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一群艺术家、收藏家和银行家的捐赠下建成。在美国的镀金时代,贫富差距达到顶峰。在仪式上,大律师约瑟夫·乔特(Joseph Choate)对在场的工业巨头们说:“你们这些各行各业的富人,想想吧。如果你听我们的劝告,把猪肉变成瓷器,把庄稼变成价值连城的陶器,把矿石之类的粗糙生意变成大理石雕刻,你会留下什么荣耀。”

在世界上,慈善曾经是主要由少数富人参与的项目。他们通过捐款回馈社会,把财富变成不朽的遗产。

在这种模式下,基金会往往规模较大,由名人组成的董事会监督和背书,有完整的团队与外界沟通。

但在今天,几乎所有高效率的事业都是通过数字技术与大众相连的,公益事业也是如此。互联网聚集的善意很少,可以让更小的项目、更多的项目投入运营,更快更灵活,可以解决曾经大基金会难以顾及的问题。

腾讯在公益方面的“蓝唇儿童”曾经有小有大。肺动脉高压患者因长期缺氧,嘴唇常呈蓝紫色,常被称为“蓝唇”。冬天吸入冷空空气,会有撕裂般的疼痛,呼吸困难。必须吃药,但是很贵,不在医保范围内。有些家庭可能会用一些药物代替,比如伟哥。因为几乎每天都要吸毒,每个月都要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元。

中国大约有500-800万肺动脉高压患者,其中一名患者潇雅只有8岁,因为她独自去药店买伟哥而受到关注。

在潇雅被曝光之前,潇雅已经通过网络集资获得了6万元的治疗费,并依靠这笔费用度过了相当艰难的治疗期。

在腾讯公益的推动下,潇雅拿到了白云山制药厂捐赠的药品,并承诺提供药品三年。最终,河南医保局将波生坦等4种肺动脉高压适用药物纳入医保范畴。

潇雅的父母一直不知道最初的6万元从何而来。好心的网友无意中让潇雅被看到,最终帮助了一个群体的社会福利得到提高。如果那群捐助者知道后续行动,他们会觉得这种改变社会的成就感是巨大的。

消费者花钱后,得到的是商品或服务;人们为公益事业付出自己的血汗钱。他们需要的是给自己一个持续的驱动力:用一点点善意去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平台和机构不断收集和传递信息,让捐赠人获得清晰的感知和反馈,从而更有动力进行捐赠或亲自参与公益。

“公益股东大会或许是一个解决方案。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创始人兼主任鲁超说。

互联网的价值除了效率,还在于降低了沟通的难度,让捐了几块钱的人也可以直接和组织者对话,知道自己的钱实际产生了什么。

另一方面,大众对公益组织真的不太了解。很多捐款人只是通过股东会才第一次知道,做公益的人也是需要底薪来保证生计的。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的成员均为本科以上学历,其中不乏来自中山大学、利兹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管理、广告、工程类专业并拥有硕士学位的人士。他们本可以选择待遇更好的工作机会,却放弃了那些机会,留在了人均工资7000元的公益项目。当他们拿到第一笔大额捐款时,对方要求每一分钱都不能作为管理费。队员们咬紧牙关,在导演们的帮助下信守承诺。

西双版纳雨林保护基金会只有7名员工,他们的平均工资只有2000 ~ 3000元。他们中的一些人需要兼职工作来运送食物以维持生计。但为了保护大象,恢复雨林,每一笔捐款都要在村民的经济问题上精打细算。

旬阳守望大山志愿者协会人均工资4000-5000元。为了帮助老人,他们不顾质量,用高于市场价的底价收购老人的鸡蛋。为了组织的生存,他们支付快递和包装的费用,第二次卖鸡蛋来补充组织的运营维护费用和员工的工资。

“倒装句”是当今流行的一个词。每一个激起巨大情绪的事件都发生在社交网络上,越来越多的人持怀疑态度,等待“反转”。

但公益是经不起“反转”的,它总是需要更透明、更直接、更有效的沟通,哪怕不一定让所有人都明白。

正如张喜燕在会见中所说,“我知道这些话,我已经说过上千次了,但只要还有人在听,我就会一直说下去。”因为如果我不说,没有人会知道,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他就会明白。我在他心里种下了这颗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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