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欧洲三十年战争，披着宗教外衣的争权夺利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家文怡]

十字军东征后，欧洲文艺复兴导致宫廷腐败、道德沦丧、军阀混战，以及教皇和欧洲王室对金钱和商业利益的无底线追求，最终导致欧洲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力的崛起。这种“民族意识”兴起的催化剂之一是爆发于17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

一旦“国家意识”上升，欧洲国家之间必然会爆发一系列由“国家利益”驱动的新混战。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错误地声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促进了欧洲近代史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完全忽略了三十年战争后爆发的一系列战争。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爆发的这一系列17世纪混战，反映了欧洲“工业化战争机器”兴起前的激烈竞争，为18世纪的第四次英荷战争、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因此，17世纪初的三十年战争不可能是欧洲最后一场史诗般的战争，而是17世纪下半叶、整个18-19世纪以及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预演和预演。也是一场战争激烈程度、规模和残酷程度仅次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换句话说，三十年战争终结了文艺复兴，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城邦之间的微型“民族竞争体系”破土而出，升华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最终达到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水平，在接下来的两三百年里，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在欧洲开始了民族国家崛起运动。

在这场民族争霸中，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将走向衰落，而法国、瑞典、荷兰、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将以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奥地利、波希米亚等陆地帝国的鲜血和尸体崛起。

三十年战争被描述为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800万人死于刀剑、炮火、饥荒、疾病和报复性杀戮。国与国之间的拉锯战和重新结盟，让欧洲许多城市屡屡沦陷。来自世界各地的雇佣兵蜂拥至欧洲腹地的战场，沿途到处都是尸体。军队践踏庄稼，烧毁城镇，奸杀平民，抢劫和毁坏财产。

这场毁灭性的战争持续了30年，充分再现了十字军东征的“去道德化”后遗症，但这场大屠杀的刀刃和刀锋却直指欧洲的白人基督徒本身——只是以天主教和新教的宗教冲突为名。而且这场战争是由更长的80年的荷兰-西班牙战争和法国-西班牙战争引起的，两者都与宗教冲突无关，而与政治和商业利益密切相关。

照片:2006年，考古学家在德国莱比锡发现了一个集体坟墓。所有死者都是15-50岁的士兵。它被确定为三十年战争期间吕岑战役的遗址。大多数士兵死于头部枪伤，有些死于刀伤。这场战役是三十年战争的转折点之一。

18世纪德国思想家、伟大作家席勒在他的历史专著《三十年战争史》中，对欧洲进入17世纪后的三十年战争是这样描述的:“战争的结果是，这些地区的人口急剧减少，庄稼被毁，城市和村庄化为废墟，成千上万的士兵献出了生命。德国刚刚发出的微弱的文化火焰已经熄灭了半个世纪，还没有完全振兴的社会道德又让位于古老的野蛮习俗。”

“德意志[指统一前的整个德语区——作者注]确实已经到了灭亡的地步。过去，那个快乐勤劳的人们曾经聚集的地方，那个大自然曾经倾吐美好祝愿的地方，那个曾经最繁华的地方，现在已经荒芜了。土地离开了辛勤耕作者的双手，荒废了荒地，杂草丛生；在新物种即将结果或丰收在望的地方，一次行军就能让一整年的辛苦化为乌有，带走憔悴的农民最后的希望；被烧毁的宫殿、荒芜的土地、被烧成灰烬的村庄比比皆是，一派家破人亡的景象。”

“千言万语在祈求和平，即使是最有害的和平，也被视为上天的善举。”席勒认为，从表面上看，“宗教造成了这一切，发生的一切都是由宗教引起的，但所有采取的军事行动并不都是为了宗教。如果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没有迅速达成一致，神学家和人民的呼声就不会得到这么多热情的统治者的响应，就不会有这么多勇敢无畏的战士为新学说而战。”

席勒在书中试图撕掉战争双方神圣的宗教外衣，揭露这些战争都是由各国皇帝、总督和君主的“私心”和“不可告人的权力欲”所驱使，是一场争夺霸权、土地和财富的大混战。

在谈到瑞典国王阿道夫为何率军入侵德国时，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入侵德国的目的，一是保持德意志国家的政治分裂，打击德意志中央皇权的形成；第二，掠夺德国丰富的矿藏、财富和土地。“君主们为自己而战，为扩张而战，而宗教热情则为他们招募军队，为他们开启民富。大量的战斗人员并不是打着战争的旗号，抱着获得猎财的希望而投入战斗的。他们以为自己在为真理流血，其实是在为王侯利益而战。”

“教会分裂导致了德国长期的政治分裂，使其经历了100多年的混乱。北方一些强大的国家，比如丹麦、瑞典，最早被纳入欧洲国家体系，多半是因为宗教改革。就像宗教改革导致了公民、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另一种关系一样，国家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教会不得不被事物的特殊过程所分割，从而导致了国家之间的紧密结合。但有一种影响是可怕的、有害的，因为这种普遍的政治同情宣告了一场持续了30年的破坏性战争。”

在席勒看来，这场欧洲君主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之所以在德意志民族的土地上打响，是因为德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欧洲列强之间对权力和利益没有道德底线，这是德国这场深重灾难的根本原因。

席勒认为，德国诸侯之间的宗教战争，欧洲的外族入侵和德国的欺凌，新德意志民族成长的困难，都根源于德国的政治解体。

所以，就像文艺复兴早期的大诗人但丁和文艺复兴中期的大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一样，面对意大利的解体和法国的野蛮入侵，席勒认为，任何有利于德国统一的事情，哪怕是加强皇权或者实行君主专制，都会比解体更有利于德意志民族的根本利益。其实这也是清末民国时期中国面临的情况——所以是建国的大背景。

图片是《战争大悲剧》组图的一部分。《战争的大悲剧》是由法国艺术家雅克·卡洛创作的18幅蚀刻版画系列。这个系列出版于1633年，是卡洛特最著名的作品，被称为欧洲艺术中第一个“反战声明”。

三十年战争之后，整个欧洲彻底耗尽了财力物力，欧洲国家不得不回到谈判桌前，签订了历史性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三十年战争使神圣罗马帝国的人口从1600年的2000万左右减少到1650年的1000多万，降幅接近一半，以至于直到战争结束一百年后的1750年才恢复到战前的人口水平。在德国的许多地方，居民数量下降了60%之多。从1620年到1650年，奥格斯堡人口从4.8万减少到2.1万，慕尼黑人口从2.2万减少到1.7万。在德国其他地区，农村人口也下降了40%，城市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一。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1648年10月在威斯特伐利亚城市奥斯纳布吕克和明斯特签订的两个和约的总称。谈判过程漫长而复杂，谈判在两个城市进行，因为战争双方都想在自己控制的领土内举行会议。共有109个代表团代表交战国，但并非所有代表团都同时出席。会议签署了两个条约来结束每一场重叠的战争:明斯特和平条约和奥斯纳布吕克和平条约。

这些条约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十年战争，哈布斯堡王朝及其天主教盟友为一方，新教势力和天主教法国为另一方。后来的国际关系学者经常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为对现代国际关系至关重要的原则的起源，这些原则包括宗教自由、边界不可侵犯和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

但是，这其实只是后来英美主导的思想历史观的一个美好愿望。决定欧洲历史进程的不是几个虚伪的和平条约，也不是西方所谓的契约精神，而是三十年战争后出现的新型欧洲大国关系及其所体现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意志。

这种新的国家利益关系和国家意志，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的启发下，推动了欧洲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新一轮殖民运动，并通过上一次殖民运动重新瓜分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占据的全球利益。在这场新一轮的利益分化运动中，通过密集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完成了一场将载入史册的“科学革命”和一场“工业革命”，并利用这两场革命积累的巨大能量和破坏力，引爆了两次在规模和激烈程度上都令20世纪初的“三十年战争”相形见绌的世界大战。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苦难的德意志民族将向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压迫他们的所有欧洲人复仇。

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和签订后的实际情况与英美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的解释大相径庭。这个条约只是确认了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相互承认，君主可以选择自己国家的宗教，不能因为宗教原因迫害对方的追随者。所谓相互承认国家主权和边界，根本没有写进条约，完全被后世，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英美学者解读为维护欧洲大陆的均势体系。

此外，该条约并没有完全结束三十年战争造成的冲突。例如，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59年的比利牛斯山条约。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战争并没有结束，这是包含在80年战争中的冲突；西班牙-葡萄牙战争直到1663年才结束。此外，三十年战争之后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一系列战争，以及英国和荷兰之间的“四英荷”战争，这两个国家都是新教国家。这些战争都是挑战欧洲国家主权和边界的战争。主权和边界之间如何能够相互尊重和承认？

但三十年战争的实际效果是，欧洲国家的君主们意识到，他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商业利益和与之相关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不仅仅是王室的利益。换句话说，三十年战争产生的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就是王室要像管理公司一样管理国家，要为这个“公司”谋求最大的商业利益。

国家之间可以为商业利益而合作或争斗，但战争的目标不是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给对方，而只是为了商业利益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地缘政治利益。

这样的商业国家利益应该是一个君主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所以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各国都接受了“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信条和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之道，因为三十年战争本身就证明了这个道理，所以不要再为了宗教感情把刀插在两个威胁上了。欧洲唯一需要维护的不是统一的宗教价值观，而是力量平衡；欧洲只有平衡才能有和平。

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虽然没有白纸黑字地公开承认欧洲民族关系和国家竞争体系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理性”基础上的体系，但它强化了一种试图通过宗教和解将民族关系建立在一种普遍的达尔文“丛林竞争”规则之上的潜意识。

这样的潜意识，就是把过去历史上基于宗教原因的战争和征服，转化为基于“国家商业利益”等“国家原因”的企业行为，或者类似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只不过更加血腥而已。

这样，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十字军东征500年后，文艺复兴300年后，正式物化了“国家”，商业化了“国家暴力”。这也真实地反映了文艺复兴和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精髓——即国家绝不应该因为宗教信仰或政治制度的差异而浪费大量的税收资源，却可以因为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而发动战争，正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的以下一系列战争所证明的那样。

事实上，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不久，同属一个宗教阵营的荷兰和英国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海上战争——但战争的目标都很明确，那就是争夺全球贸易的控制权和海外殖民资源，战争的手段都是军事重商主义，即通过破坏对方的贸易通道和商业利益来迫使对方就范，而不是旨在摧毁对方人口的大屠杀。

三十年战争后，欧洲国家意识到他们可以处于一个相互竞争、交流与合作的国家竞争体系中。国与国之间的事务主要是商业事务，但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是谈判桌上的筹码。正如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所说，“准备战争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那些希望看到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人，如果依靠一流战舰的一流舰队，而不是聪明人设计的任何仲裁条约，他们将是明智的。”

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精神体现了法国杰出政治家、路易十三世国王枢机主教兼侍郎黎塞留的国家观: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永恒的实体，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国家的需要不是由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家族利益或向世界传播宗教意识形态的目标决定的，而是由国家基于商业原则的地缘政治利益决定的，也就是所谓的“国家原因”。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没有站在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一边，而是坚决站在信奉新教的北欧国家一边，因为是法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路易十三世国王的宗教偏好，决定了法国的敌人及其战争立场。

以黎塞留哈布斯堡王朝的分裂为法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一个强大统一的天主教中欧将垄断欧洲大陆的资源，因此阻止中欧统一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

在1632年的备忘录中，黎塞留阐明了他所认为的法国直接参战的意义:使其能够“彻底摧毁奥地利王朝，……从混乱中获利，并使法国国王成为基督教世界所有天主教王子的领袖和欧洲最强大的人物。这个目标会和瑞典一起实现，但之后瑞典国王就比不上法国国王了，尤其是他“没有法国那么多资源”。

在经历了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商业繁荣之后，法国一直认为自己处于两面夹击之中，南面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东面是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神圣罗马帝国。

所以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在三十年战争中坚决站在北欧新教国家一边，正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正如基辛格所说，“如果新教一方被彻底击败，奥地利王室的剑将指向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