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视觉中国
文|五环外,作者|刘,编辑|车

在一线城市,大部分上班一族在周日晚上徘徊许久,不肯入睡。
因为第二天,就是新一轮循环的开始。
每一个在城市平均收入左右徘徊的江浙沪白领,上班总是很累。讨厌上下班,打卡,和工作无关,无法回避的办公室关系。
所谓事业的背景,无非是自己对生活的妥协。
在工作中,每月工资的一半是工作报酬,另一半是精神补偿,虽然这个补偿有点微不足道。
就业自由,在很多需要严守工作时间的农民工看来,就像是适合年轻人的后备退休计划。
理想状态下,成为自由职业者意味着你不用忍受高峰时刻的地铁,便利店10元的早餐,见面时互相感叹的同事,以及没完没了的晨会。自由职业者即使工作,也要自然醒来,吃早午餐,在阳光下工作到黄昏。
只要是这样,工作就不再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真正的活着。
但是,年轻人在受到对美好生活的幻想冲击后,不要急于做出决定。精神内耗是个古老的病,我二叔治不好,自由职业也治不好。
01 打工不易,但自由职业不是解药达菲曾幻想过无数次辞职的场景,没有一次像他真的辞职的那一天那样悄无声息地结束。
最后一天她正常上班,关机打卡,文件上传到公司网盘就完成了交接仪式。当我从办公楼出来时,我甚至没有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人”而感到兴奋。我只是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回头——这叫永不回头。
离职前的最后一天,杜飞打算做全公司最后一个离职的人。
从此,她的生活与工作完全分离。
裸辞确实需要勇气和信心。达菲的自信来自于他的银行卡可以支付上海一年的房租,还有平时补贴生活的作家兼职。
其实,在裸辞之前,杜飞就为自己想到了退路。准备第一个月试水,自由职业不行就重新开始找工作。她很快发现,几份手稿可以让她攒够一个月的生活费,包括房租。辞职后的第一个月,达菲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整个月的实际工作时间总和只有6天。
那一个月,我推掉了几篇稿子,剩下的时间和收入都花在了无所事事和喝酒上,工作日在闵行体育公园晒太阳。
“刚辞职的时候,我沾沾自喜,破解了生活方式的新地图。我天天在外面玩,周一故意拍照片发朋友圈。那是几年来我第一次不群发屏蔽任何人。”
在快节奏的城市里享受慢节奏的生活,似乎是自由职业者最大的福利。
《2021年自由职业者调查报告》显示,自由职业者年龄多在25-30岁之间,其中73.6%为女性。19年人民调查显示,67.4%的非自由职业者希望成为自由职业者。
达菲勇敢地跳出了这60%。前两个月,每天都很充实,很开心。
自由会让人发展成两个极端,自律或者散漫。
在没有外界约束的情况下,时间的绝对自由会让人放松警惕。达菲变得无法适应工作状态,对“自由”产生强烈的退缩反应。他的病主要表现在工作中暴力发作,需要出去玩或者躺着玩手机才能治愈。
“那时候我希望每次工作前有人给我大腿注射肾上腺素。”
杜菲因为懒惰的生活方式搞砸了两份工作,而自由撰稿人是所有自由职业者中非常庞大的一个分支,占总人口的35.86%,仅高于自媒体博主。
由于生活放纵,积蓄迅速减少,长期没有收入。
达菲发现,如果这样下去,他将无法支付下半年的租金。从这里开始,他的自由职业生涯终于有了危机感。当时她能找到的作家工作工资只有两万字,她觉得很可笑。她骂原创者不带脏字,这样的活就算饿着也不会干。
过了几天,她像被任命了一样重新打开这个职位查询,对方回复:满了。
经过长时间的紧张提交,终于又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即使很多工作都不是她喜欢和愿意做的,这个时候她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杀手为复仇买单,我为吹牛买单,我自我安慰,这种工作状态挺爽的。”
这个时候,自由职业的弊端就完全找上门来了——完全没有通勤的概念。
当你得到一份工作的时候,不管是准备睡觉还是出去,达菲完全可以拒绝,但是你拒绝一次,人家下次可能就不会来找你了。想吃就要接受。
自由职业者的收入也很不稳定。很多时候真的不取决于勤奋与否。这个月赚的钱够花两个月,下个月可能就拿不到钱了。
焦虑和孤独每天都在急剧增加。我抽烟空看《花束之恋》都不能被爱情感动。我只记得我还有未完成的手稿。临睡前捕捉到一点男主下班后把感情和爱好抛在脑后的共情影子。
为了高效工作,杜菲在徐汇的共享办公室空房间里花800元租了一个移动台,每天在那里待6个小时作为入门。走出办公楼后,又回到办公楼,每天工作6个多小时。
杜菲自嘲:自由职业最大的变化就是可以错开地铁高峰期。
到了年底,达菲鼓起勇气算了一下全年的收支,发现月平均收入和工作期间相差不大,甚至更少。
只有当你真正成为自由职业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由职业中的自由是相对的。有时杜菲会问自己,这值得吗?但也要问问自己,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吗?
“我做自由职业者已经两年了。你想找一个新的班级吗?课堂上的火焰一被点燃就会熄灭。一只迷途的鸟很难回到它的笼子里。工作中很多朋友经常说羡慕我。不要羡慕我,我也羡慕你。”
02刚毕业,我就成了自由职业者。乔伟刚刚毕业不到两年。至于未来,唯一明确的计划就是再也不回老家了。
在南京上学的第一年,发现别人已经听说了他的老家在哪里,然后问“是哪个省的?”之后为了省事,只要别人问他,都只回答:陕西。
他的家乡给人的印象是一天只有三顿高碳水,晚上八点以后无处可去。对他来说,最合适的工作是在电脑城做维修工。大四上学期,他央求父母出钱帮他在南京租房子,几乎问遍了所有中介,“长租能便宜点吗?”我说的是租几年。"
毕业前三个月,他也给自己找了一份实习工作。他一周迟到四次,被催交周报时,他选择提前结束实习。
“我真的不能去上班了。辞职那天,我甚至想找个导师申请延期。”
开始做游戏主播,是乔伟焦虑和无聊结合的产物。对他来说,游戏永远像一个远离现实的网上避风港,他要在这段时间里填补空时间和心灵的空虚。
第一次直播前,乔伟给自己做了几天的心理建设,但真正直播的时候,他发现一共有七个人在看,其中三个是他的朋友,另外四个是机器人。一切都与预期的大相径庭。他发现直播是纯体力活动,坚持日播一个月粉丝还没有突破两位数。
保持同样的姿势至少10个小时。半个月后,肩、颈、腰椎处于紧急状态。
为了吸引粉丝,乔伟学会了刻意安排一点直播效果,故意倒霉,故意暴怒,故意不知所措,在适当的时候说一些俏皮话。
他在这一行算是幸运的,毕业当月收入3000元,和他最初实习工资一样。
“我不傻。家人问我在干嘛。我只说我是通过网络赚的钱。身边的同学有的找工作,有的转行到城市发展,有的考研,还有人问我,我说我在做自由职业。”
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1000万人,达到1076万人,比上年增加167万人,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左右。2020年、2021年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率超过16%。
乔伟每次看到媒体,“就业竞争激烈!”诸如此类的话不得不让人深深叹息。他自己也很清楚,比赛的直播会持续到哪一天。
直播半年后,乔伟的月收入稳定在6000元,不升反降,粉丝数也增长得很慢。

基本上他醒了就直播。在10个小时的广播之后,他休息一下。他的时间和收入就像按下了暂停键。就这样过了两个月,乔伟也隐约意识到自己错了,我也说不出哪里错了。他在一次状态不好的直播中被迎头骂,这是他第一次提前直播。
“网络会放大人的自卑和你的感受。骂你的人只是把你当成了一个账号。虽然我是靠他们赚钱,但他们有时候不把我当人看。”乔说这话的时候,情绪有点激动。
破播对于他这样的小主播来说是大忌。
一次死机后,乔伟修复了两天,再次上线时发现自己已经很低的人气已经不如以前了。他准备重新开始找工作,白天写完简历,出去面试,晚上回出租屋等消息。
不止一个面试官直接问他:你毕业半年以来都在做什么?
“我不能说,也不敢说。最后,沉默了半天,我说我是游戏主播。面试官不知道我简历上写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一刻有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我觉得我的一生就这样宣告了。”
乔伟直言,在他最难过的时期,小猫三三就是他全部的安慰。
之后,乔伟就不找工作了。当然,他没有等到采访的任何后续消息。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找到自己的状态,收入增加了但不多。
乔伟也想过以后怎么办。他的同学有的下岗了,有的加薪无望。家里人很无奈,安慰他说不想工作也没关系。还不如先考研。他口头承诺直播就在晚上,自己一边考研一边挣钱。家里能暂时平静下来,觉得有计划就好。
2022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人数达457万人。比2021年多80万。高校总招生人数在110万左右,也就是说会有300多万人考研失败。乔伟说,身边很多同学朋友都早早回家考研了,但至今没听说有谁真正成功落地的。
“我真的不想回老家。顺其自然吧,也不知道自己就业灵活不灵活。有人问,大环境是最好的指责对象,不过还好我每个月还是赚钱的。”
乔伟春节没回家,只给父母转了3万块钱作为过年礼物。
他觉得他的父母看起来很幸福,但他们似乎没有那么幸福。对于乔伟来说,这三万块钱其实是为了偿还他们当年替他交的房租,乔伟一直在想这件事。
自由职业者无法逃避生活本身。薛紫金最大的恐惧就是接到家里的电话。
我在杭州做了5年的自由插画。我周围的人,包括他自己,都觉得我在杭州过得很好。我能在不稳定的工作中找到稳定,在不自律的生活中坚持自律。他就像一个自由职业自给自足的成功模板,他会按时为自己缴纳社保。
他认为自己最擅长稳定心态,与甲方对接的成功率可以达到90%。他觉得自己已经突破了最难的坎,接受了自由职业不自由的终极意义,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自律自洽。
前提是家里人没有怀疑。
其实按照他自己的观点,他未来的规划是很清晰的。他要存一笔钱,从小到大什么都做,同时让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乐趣。他十有八九可以接受生活中七件不愉快的事,唯一也是最痛苦的事就是和家人关于未来的矛盾。
稳定是上一代东北人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薛子晋习惯称自己为“半自由人”。这种观念不仅适用于他的工作,也适用于他的家庭关系。
“他们其实不在乎我在外面能挣多少钱。他们关心的核心是人们不应该在外面漂浮。”
薛子晋小的时候喜欢和家人玩辩论赛。作为一名职业辩手本人,他的主要观点是我做不了体制内的工作。作为对手的辩手,父亲的主要观点是:别人能做到。为什么不能?你认为你想干就能干?
经过多年的辩论,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两岸未统一时,表面风平浪静,私下暗流涌动。
自由职业者工作环境的整洁是他们生活要求的体现。
在东北,过年回家,从沙发座位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当大学老师也买了房准备明年结婚的生活幸福模板,然后坐在沙发中间;左边刚落地的公务员,可以期待未来接受七大姑八大姨的夸奖;右图以一线大厂工薪族月收入万元为衡量标准,质疑其买房计划。
薛子晋的自由职业者的定位是沙发桌角一个临时用来买豆油的塑料盒,看起来和他的职业一样没有安全感。他负责随时站出来给大家泡茶,被当面诋毁,转身后被更严厉的诋毁。
“我有时懒得解释。家里人经常说我不一样。小时候话不多。当然不一样。明年我就30了。”
202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约为150.4万人,共招录25726人,全国招录比例约为58: 1。但如果精确到薛紫金家附近有学历的岗位和单位,他要同时和400人竞争,收入甚至不够他在杭州的房租。
“我不是不想回家。我只是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彻底堕落了。站在家门口,好像一眨眼十年就过去了。最难的是我关心我的家人。我在乎家里每个人的看法,但我无法让每个人都满意。”
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局面。
有一天,我记忆中从未说过软话的父亲打来电话:“爸爸老了,家里需要你,我也需要你。”薛接了这个电话之后,做了所有的决定。他现在只想回家。
“也许我也需要有人替我做决定。也许以后会后悔,但坦白说,我对现在的生活有点厌倦了。”
薛子晋订了回老家的机票。参加公考的年龄上限是35岁。他还有六年,他暗暗希望自己考不上。他安慰自己,虽然回家打工赚的钱少了,但在老家也能直接成为中产。最痛心的是,他交了这么多年的公积金直接泡汤了。
杭州的一个小房子曾经是他工作的动力,最后他说再见了。
04 因为自由而疲惫的年轻人观察了很多自由职业者,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不管是显而易见的,还是从外表隐藏的,他们总是“累”的。
他们就像是转个不停的机器,这种疲惫擦在心情里,擦在每一次呼吸里。
从这个角度来说,精神内耗是这个时代的副产品,绝不是“上班”本身带来的。
对他们来说,自由是相对的。如果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就会失去什么。失去一些外在约束后轻易获得的自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贵。有些人能接受并与之共存,有些人却不能。
正如哲学家萨特所说,“人唯一不自由的,就是无法摆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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