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世玲
编辑/卢伊
上午11点半，阿惠带着孩子，和公公婆婆从广州出发，搭车、搭地铁、步行，抵达目的地时大概2点半。目的地是深港边境一处约100米远可看到对岸的位置。
这是她两年半来唯一一次看到丈夫本人。
人影很小，看起来胖了一点，他远远向他们招手。阿惠开心到掉眼泪，隔着一条河，她让孩子喊爸爸，河对岸的丈夫听得到。两年来，一家人就这样在河两岸团圆了。
这是一个类似现代版牛郎织女的故事。
2020年2月4日，香港因疫情封闭与深圳连通最为紧密的罗湖、落马洲口岸，只留深圳湾及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陆路通道。但由于通关数次延期，粤港人员往来需要隔离，名额难抢，成本高昂，往返仍非易事。7月10日，从深圳湾口岸入境名额改为摇号，中签率据报道不足10%。多名在港居民在社交平台发布的信息显示，过关仍旧很困难。
因此分居的家庭不在少数，关系维系困难。四个粤港家庭近日接受了采访，他们有的至今没有面对面见过，有的在不见面的情况下努力维系感情，有的对另一半开始产生陌生感，有的伴侣出轨。疫情封关，各有各的悲欢离合，他们盼着解封有朝一日到来。
“单亲家庭”
赶在2月8日香港封关前一天，斯斯的丈夫最后一次从深圳的家中回了香港。
丈夫比斯斯大两岁，是香港人且在港工作，每天去香港上班，下班回深圳的家里。那天，他拿包装了几件衣服就走了，再也没能回来。
两人原以为封关不会持续很久，但没成想一封就是两年半。在香港的丈夫只好住在父母家，生活用品已都在港重新买了，结婚7年这是分离最久的一次。
女儿当时两岁多，刚上幼儿园小班，还在喝奶粉，尿片还没戒，现在已经准备升大班，也能自己上大人的马桶，他还没回来。“我老公到现在一天都没有送过女儿上学。一种明明你有一个家庭，硬生生被变成单亲家庭。”
以前，公公婆婆还可以从香港过来帮忙带孩子，丈夫也顾家，“轻松很多，起码我能舒舒服服洗个澡”。但封关后，斯斯只能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那时，由于女儿年纪小，斯斯做什么事都得带着孩子，“很不方便”。在家洗澡“都是超快的，5分钟就要洗完”，因为不放心女儿一个人玩，不然就得和女儿一起洗，或等她睡了再洗。那会儿她身体不舒服想去医院，得先让母亲从东莞来深圳帮忙看孩子，参加家长会时也得先找舅妈帮忙看孩子，自己再去参加。
封关的第一年，斯斯发现女儿似乎忘记了自己父亲，觉得“只有我跟她是天天待在一起的，爸爸不是在家庭里”。她问女儿“你记得爸爸以前每天都跟我们一起吗”，女儿说不记得。
有时斯斯和丈夫视频聊天，她会把女儿抱到镜头前，给父女俩创造互动机会。一开始女儿还会理一下他，过了大概一个月后，女儿就不太愿意视频了，也不搭理视频里的人。斯斯猜测，可能是因为“久了以后觉得视频只能看着摸不着，小朋友也不想老是这样盯着视频”。
丈夫很想念女儿，这种改变也让他忧心。
第二年，斯斯带女儿去香港见丈夫，女儿这时3岁多。见到丈夫时是在深圳湾口岸，女儿没有叫爸爸，“比较害羞，爸爸要去抱她，她有点扭扭捏捏的”。但很快两人就混熟了，“始终是爸爸嘛，以前还是有一点记忆的”。
这之后，女儿似乎才理解，“原来爸爸跟妈妈一样，是应该每天待在一起的，这个世界上除了妈妈疼我，还有爸爸。”
但短暂的团圆后，一家人又要面临长期分离。回到深圳，女儿问斯斯很多次“为什么爸爸不能跟我们一起回家，为什么不能天天看到爸爸”，她想要父亲回家，还会哭。
那段时间，女儿常说有一个愿望，斯斯问她什么愿望，她说：“我想病毒消失，然后爸爸可以回深圳。”不过今年，斯斯感觉女儿不再问了，她猜想是解释过原因后可能有点习惯了。
放暑假前，她问女儿要不要去香港，或因为此前往返所需隔离的体验不佳，女儿说不要，“我说你不想爸爸，她说想，我说我们过去找爸爸好不好，她说不好，她说她不想去香港，可能觉得回来很辛苦还是什么，她说想爸爸回来，不想我们过去香港。”
但比对其他人，斯斯总觉得自己的情况还算好，她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不少同样分居两地的家庭，有的孩子出生至今连爸爸都没见过。
斯斯在社交平台分享女儿疫情前后玩的玩具变化，她觉得疫情期间活动受限、见不到爸爸，对女儿成长有影响。页面截图
跨境探亲
香港疫情时好时坏，通关日期一延再延，斯斯一度非常失望，和丈夫大吵了一架。
一次，斯斯向丈夫抱怨香港疫情防控做得不好，联想到自己独自在深圳带孩子的辛苦，她有了情绪，开始抱怨丈夫为什么不是富二代，不能在深圳收租而非得去香港工作等等，把问题都怪到他头上。
那段时间近两个月里，两人经常围绕这些话题突然就吵起来，“每一次有通关的消息，就很开心，后面又没有通，又好失望，就会很想吵架。”
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斯斯寒假带着女儿去香港，“等于过去解决这件事，见面后就发现，之前吵架真的有点不应该。”她感觉通关这种事不是个人能决定的，丈夫工作也累，“觉得很伤害对方”，后边就不太吵了。
疫情期间，斯斯带女儿去了三次香港，分别于2021年寒假、暑假和2022年寒假。
但往返并不容易。由于符合“来港易”条件，斯斯去香港时可豁免检疫，但返回内地需接受“14+7”的隔离管控。其中2021年寒假回来后，尽管香港没有疫情，学校却要求再加14天居家隔离再去上学，女儿去上学时已经是一个月后了。
斯斯印象深刻的是今年过年的这趟往返。时值香港第五波疫情暴发，她1月13日左右去的香港，2月18日回到深圳，当时深圳驿站名额每天也就大概2000个号，“秒没，抢得要哭了”，她用三部手机都没抢到，抢了三天，最后是朋友帮忙抢到了名额。
6月底，国务院发布防控调整，香港回内地只需要实行“7+3”。7月初，深圳再调整措施，健康驿站预约方式由“先到先得”改为“摇号抽签”。
隔离时间的缩短让斯斯很开心，但她对预约方式有所顾虑，“可能一下子就摇到了，可能一直摇不到，自己控制不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回家。” 也因而这次暑假她们没再过去香港，“怕太难回来了”。
这趟过年回来除了票难抢，还需在酒店隔离。斯斯带着女儿入住一间酒店，但感觉卫生条件不好。她给女儿带了枕头套，自己则用衣服铺着睡，第二天起来，脖子长了一个很痒的小肿块。
所幸女儿很懂事，没有出现像别的小朋友一样隔离期间坐不住，甚至情绪崩溃的情况，只是“老是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这让她很心疼。
后来，斯斯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些酒店隔离环境更差，有母亲带着不到一岁的孩子隔离，天天闻烟味且投诉无效，还不能点外卖。
这是今年暑假没再过去香港的另一个原因。斯斯担心，万一在香港感染了，要么可能回不来，要么回来后还可能面临隔离治疗，不仅隔离时间大大延长，斯斯也不忍心女儿也要进医院，且回深后要面临歧视性的对待。
此外，往返路上也辛苦。斯斯了解到，今年规定工作人员不能给往返香港的民众提供帮助，她推着一个行李箱和一辆婴儿车过深圳湾的关口，“不知道多少斤，反正行李箱抬都抬不动，也没有人帮我们”，好在有一起回深的朋友帮了忙。她还在路上遇到孕妇，帮忙把她行李箱抬上车。
隔离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不是每个家庭、每对情侣都能接受。有受访者计算，四次往返香港和内地，住宿、在香港做核酸、交通费和隔离费用共计大概1.7万元。
2021年暑期斯斯带女儿去香港探亲，回深圳后的隔离生活。页面截图
隔岸见面
自封关以来，阿惠一家没再见过面，主要原因是夫妇俩分别在香港、广州工作，应对不了往返隔离和可能感染等情况。
见不着面，阿惠和丈夫每天通过微信视频或者语音通话一次，以此维持沟通和给丈夫看孩子的情况。
他们的孩子出生于疫情前的2019年11月。孩子3个月时，丈夫就留在香港了，只在电话或屏幕里出现。这让孩子对父亲的概念模糊，现在“有时候手机响，一听到手机铃声就以为是爸爸”。
阿惠感觉，封关后，分居夫妇的婚姻问题主要在于沟通，“毕竟看不到人”，得有等通关的意志，也担心丈夫一个人在那边“生活习惯怎么样，照顾自己好不好”。
2021年底，她见网上有人说，分居夫妇可以在深港边境远距离见面，她私信问对方具体地址和路线，才知道深圳罗湖区有一道分隔两岸的河，隔着铁丝网，可以看到100米开外河对面的人。阿惠动心了，便和丈夫商量在圣诞节前后见一面。
本来她想自己一个人去，但丈夫说想看孩子，“帮他也一起带过来”，考虑到一个人带孩子出远门辛苦，她又叫上公公婆婆“一起去看一下你们儿子”。
12月4日上午11点半，阿惠带着孩子，和公公婆婆一道从广州出发，坐火车抵达深圳，再搭乘地铁，走到目的地，到达时大概2点半。可能是正午的原因，河岸没有太多人，除阿慧一家，只有另外一位女士在和对岸的男朋友见面。
这是阿惠两年半来唯一一次看到丈夫本人。人影很小，就看到有个人站在对岸，“但你是认识那个人的，你大概知道那个身影。”
临行前，阿惠曾叮嘱丈夫穿颜色显眼一些的衣服，自己也挑了件远处看可能显眼的。12月底的深圳还很晒，丈夫穿着蓝色短袖，在太阳底下颜色像黑色，他远远向阿慧招手。人影小得有点模糊，用望远镜看会清晰一些。丈夫看起来胖了一点，她推测是因平常吃外卖多、自己较少做饭的缘故。
终于见到面，她开心到掉眼泪，“有点小感动。”他们一边开着微信视频通话，一边隔岸喊话。阿惠让孩子喊爸爸，河对岸的丈夫听得到，他有点激动，“视频里的表情、声音想哭又没哭出来。”她还和丈夫隔岸喊话我爱你，丈夫在对面做比心的姿势，公公婆婆则叮嘱他一个人在香港生活要保重身体。
见了大概半小时他们就走了，虽然出发前带了点干粮，这个地点附近没吃的，阿惠得带老人孩子去吃饭。
像阿惠这样在深港边境找合适的地点见面的伴侣、情侣不在少数。社交平台上有用户发布见面视频，写道“听到喊名字瞬间红了眼眶”，也有视频下方评论，“看得想哭”“我又相信爱情了”。
阿惠和丈夫隔着河见面。受访者供图
陌生感
阿虎和妻子至今也没见面，他们用线上方式维系感情。
两人2007年玩网游时认识的，直到 2012年两人才“网恋奔现”，开始交往，2019年上半年结婚。
由于两人分别在深港两地工作，封关至今，两人无法相见，阿虎和妻子的办法是：回到结婚之前的状态，继续当网恋对象，“每天微信发表情包互相斗图拌嘴互坑，时不时会因为浓厚的思念之情正经感慨一下现状，感情一直维持着恋爱浓度。”
阿虎感觉，虽然是没有办法的选择，但好在之前有网恋的基础，两人早已习惯继续线上交流。他们有许多共同爱好和价值观，包括喜欢网游、动漫、电视剧、美食等。
今年5月，两人结婚三周年，妻子从香港给阿虎寄来一对手办，造型是仿造他俩举办婚礼时的穿搭，阿虎则给妻子送了一个印着她最初的QQ号的吊坠，又发了红包。
但这份甜蜜并不适用于每对长期分居的伴侣。
分居两年半，斯斯开始察觉到一些变化。
她的丈夫不喜欢打字聊天，喜欢电话或面对面交流，不见面时分享内容会打电话，使用微信时也只是发个照片，“跟他网恋是不可能的。” 封关前，有时候婆婆在香港还得通过她来联系自己的儿子，因为他上班看信息不回。
相反斯斯“打字比较多”，不太喜欢打电话，她习惯于在微信给他分享琐碎生活小事，比方早上做了什么、遇到什么。
封关前，往往是斯斯白天给丈夫发信息，晚上丈夫下班回家后，两人见了面再交流，她早已习惯了这样的交流方式。但封关后，没了面对面，白天发了信息，等到晚上丈夫下班回家再打电话，交流不及时就变味了。
斯斯一度发现，以前给丈夫发信息是不回的，次数久了之后，她向丈夫抱怨，“我发你怎么不回我”，丈夫解释自己在忙，后来也有调整，回个表情或回几个字。但交流习惯不一样，线上交流并不顺畅，“有时候我早上发给他的东西，不知道他有没有记住，然后也不是每天晚上都讲电话。”
久而久之，斯斯感觉婚姻生活变得“我有我的生活，他有他的生活”。丈夫身为男性，不太留意和分享生活细节，比方没提醒她公公婆婆生日，也没主动告知她第二天要去干吗，按以前，丈夫每天在家她肯定会知道。
慢慢地，类似的小事她第一时间也不再分享给丈夫，而是给最近玩得比较好的朋友，“跟他分享多了，如果经常不回我，我就不想分享给他了”。这样那样的细节积累下来，“我跟他之间就好像少了一点联系”。
生活分享少了，斯斯有了一种陌生感。比方以前购置的新装，一般都是两个人一起去买，或者洗衣服时会看到，但现在，有时候和丈夫视频聊天时，她突然发现丈夫身上穿了件新衣服，问他什么时候买的，他才说前几天经过什么店，进去买了件衣服。
港府统计数据显示，受疫情下香港和内地实施关口管制和检疫措施等因素影响，港人与内地人结婚的数目出现大幅下降，由2019年19557宗降至2021年的5063宗，几乎是疫情前的1/4。
对于异地维系感情，阿虎感觉，两个人得有最基本的信任基础。另外结了婚组了家庭也和情侣不一样，自己则忙于工作和提升，所以他和妻子感情稳定。不过他觉得维系感情最重要的还得是当事人不去主动做破坏关系的事，“还是看人”。
妻子送给阿虎的结婚三周年礼物。受访者供图
“精神出轨”
分居过久，感情出现隔阂并不鲜见。为修复裂痕，有的放弃原来工作，投奔另一半所在地团聚，而出轨、分手和离婚的也不在少数。
阿文就遭遇了丈夫的“精神出轨”。
2017年结婚后有了第一个孩子，香港女孩阿文成为家庭主妇，丈夫留在深圳工作，从事医生职业。疫情前，两个人时常粤港两头跑，有时是她去深圳看丈夫，有时是丈夫下夜班后来香港，放长假时两人再一起回广州。
但最近两年多封关期间，阿文一直在香港带孩子上学，往返两地四次。如今回想，她怀疑是因自己封关初期忙于照顾老小和料理家事，忽略了丈夫，才使得丈夫有出轨的可能。
2020年7月忙完家事，阿文带孩子回内地。让她觉得不对劲的是，以前可以随意拿丈夫的手机玩，回来后他手机不离身。有一天晚上，丈夫喝多了，她翻了手机，发现他和医院里护士暧昧的聊天记录，还有将她屏蔽了的一些朋友圈。
阿文质问了丈夫，丈夫承认错误，她决定给双方两年时间，但后者并没有断绝这段关系，即便在后续几次阿文带孩子回家期间也没有停止。包括2020年12月她隔离期间，丈夫原本说要送东西过来，后又改口有事不来。阿文后来发现，所谓“有事”是在和护士“聊两三个小时语音”。2021年11月，护士去了外地，他特意订蛋糕送过去，平日里还帮忙看课题、约拍照和吃饭。
第一年摊牌这件事之后，阿文以为丈夫和护士断了联系，同年冬天，她忍住没过问。第二年暑假回来时，她和丈夫又因此吵了一次，问他到底断了没有，丈夫说已经拉黑没联络了，“还想怎么样，过不下去就离了”，她没再过问。
至今，丈夫与护士仍没断掉联系，阿文不确定两人发展到哪一步。但怕影响丈夫工作，她始终没有联系那个护士。
分居两地前，因为忙于带孩子，阿文没考取医师资格，也没有精力做其他事，丈夫会因此拿她和其他有工作成绩的女同学、女同事做比较，这让她有些压力。但那会儿，她感觉两人关系并未破裂，丈夫仍尽量一起料理家事。
丈夫有时会跟她提到，医院里哪个同事的老婆不在身边，和院里同事出轨后被发现之类的八卦，但他表态“不吃窝边草，护士行业很乱”。他也去KTV，但会拍照给阿文报备，这让她一直信任自己的丈夫，因而发现丈夫精神出轨后，她感觉心碎。
如今回头看，阿文想如果早知道事情是这样，这期间她不会和丈夫要第二个孩子，“现在就是熬到二宝上托班，该怎样就怎样，能过就过，不能过也就算了。”
近半年，除了关心孩子和身体健康、日常需要沟通或搭腔的事，阿文和丈夫已基本不聊天，她感觉疫情后“算是看清了”。今年这趟回深圳，也是因为孩子，“觉得孩子还是要与爸爸相处一下。”
但她还没做好离婚的心理准备，其中一个原因是，阿文毕业后就成为家庭主妇，至今没正式工作过；她也没敢跟家里人说，朋友则要么工作要么移民，她无处可倾诉，只跟婆婆说过，但婆婆没采取什么动作，她感觉“老一辈对这些事反应没那么大”。但阿文打算在香港参加就业培训，便于以后做些兼职，回归社会。
阿文数次在社交平台表达一个人带着孩子往返隔离的苦恼。页面截图
盼通关
如果不是此前大湾区联系紧密，斯斯觉得自己的人生轨迹可能是另一个方向。
斯斯和丈夫2009年在澳洲读书时认识，后两人交往，中间分过手，她回了国，丈夫在澳洲待了几年后才回国。
后来两人又在一起，丈夫回了香港，她则留在内地。但那时香港和内地往来方便，“就是多了一个关口而已。”斯斯和丈夫说好，如果在一起，她想留在深圳，不想去香港，因为觉得香港生活没那么方便。
两人达成共识后，2015年结婚。丈夫也尝试过在深圳上班，但他不习惯国内的应酬氛围，且工资相对较低，他坚持了一年后，选择回香港上班。但丈夫是顾家的，每天通勤时间长，“无论多晚下班，他都一定会回家。”
斯斯现在回想，如果当时深港联系没那么紧密，或者没有通关，她可能就不会和丈夫重新在一起。但现在婚结了，孩子生了，两地联系依旧紧密，通关的窗口却因疫情迟迟未开，不得不面对被迫分离，“有一种两头不到岸的感觉。”
她太盼望通关了。这两年结婚纪念日、生日等节日，即使是一起吃一顿饭这样的愿望都没实现过，“就是一些很卑微的愿望”。而丈夫也错过了女儿的成长，至今没去过女儿的学校，“现在就希望她幼儿园毕业之前能通关”。
但她感觉，仍有很多人无法理解分居家庭的渴望，“经常看到一些评论，每次有风声说香港要通关什么的，下面永远都会有一堆人留言说，最好永远不要开关什么的，好像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很多这样的家庭。”
阿虎盼望通关。
虽然和妻子感情稳定，但封关无法见面的时间久了，家里仍有顾虑，自己也担心潜移默化的不可控的影响和改变。夫妻间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长期无法见面，也没法考虑生育计划。
此外，较之澳门可以凭48小时核酸结果往返，他感觉香港的过关有点太严苛，他不能理解为什么香港过关不能采取澳门那样的管理模式。
阿惠也盼望着通关。
一开始她和丈夫还抱着希望，但数次通关延期后，他们现在已经失望，再听到可能通关的消息，“我老公都说先听着等一下又说不行的，不要信了，我们已经没有信心了。”
不过阿惠还是抱着乐观。他们都觉得香港经济离不开内地，经济上需要互通，不可能一直不通关，“我们再坚持一下，看一下新的特首来了会不会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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