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如此重视养马，但马匹为什么越来越少

说白了，其实都是统治层的愚蠢、短视、不切实际，自私自利或吏治腐败，加上运气不好造成的。本身中原就缺少优良的产马地和优良马种，自汉朝之后，历代中原王朝就越来越热衷搞马匹国营化，这对养马是很不利的，国营缺少活力，官吏习惯应付了事，而且很不符合费效比，而民间养马，根本不需要什么大草场，只要技术好，照样养得挺好。汉唐的国营马场的马匹不够用了，还能够向民间紧急大量购买马匹，但从宋朝开始这套就不行了。

中原的马匹明显退化和数量减少，就是从宋朝开始的，由于辽国阻断了通往西域的道路，无法进口西域良马改良马种，西北那点优良产马地又因为西夏崛起而丢失。宋朝愚蠢的重文抑武风气，贻害无穷。本身中原就很缺懂养马的人，更缺懂得搞马政的人，只会一味盲目鼓吹国营，弊多利少，国营缺少活力，官僚们不懂行，又没奖励机制，没啥积极性，效果很差，钱花很多，但产出数量不多，大部分都是挽马，而合格的战马却很少。宋真宗时期，曾有人试着创办民间养马，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到宋仁宗时期，下诏将年龄大的军马卖掉，有意将官办养马转为民间养马。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实行变法，要富国强兵，搞保马法，如果执行得当，完全可以让宋朝战马数量大增，骑兵实力大增，而老百姓也可以从官府得益，多些致富门道，促进经济发展。变法初期，保马法也的确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一度让宋军骑兵实力增强，取得河湟之捷。

问题是当时中原适合养马的就两个地方，幽云十六州和河西走廊，却先后给辽国和西夏占去，那两个地方之所以适合养马，是因为气候比较干旱寒冷，不容易发生马瘟，地方人口少而有利于跑马。尽管王安石主要养马的地方也在北方，但相对于幽云十六州和河西走廊，那些地方要温暖和湿润不少，比较容易发马瘟，而且中原人向来不善于养马，民间精通养马技术者不多，而且当时没有兽医，一旦养死了，就得赔偿，当时一匹马的价值相当于现在一辆豪车。本来朝廷是希望给有条件，懂养马的老百姓养马。可是下面的官僚不管那么多，为了完成指标，经常强迫老百姓买马，很多小康家庭为此破产。不懂养马，还逼着养马，这样养出来的马，往往不堪大用。归根到底，是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忽视了实际情况，加上用人不当，搞出了很多问题，保马法最终变成了恶法，结果是严重破坏了民间养马积极性，导致民间养马业也受到很大破坏，也难怪苏轼等人极力反对，甚至要求废除变法。如果王安石变法稳健些，用人方面多注意些，尤其注意和保守派官僚合作，效果绝对要好很多。

更要命的是，宋帝和某些文官们还经常刻意破坏马政，搞得马匹质量和数量严重下降，战马少而挽马多，甚至挽马都不够用，而不得不大量外购马匹。北宋从辽国和西夏购马，南宋从吐蕃购马，都是越来越贵，马匹质量越来越差，运输又麻烦，成本太高昂了。元朝统治者也给某些小人忽悠得全国大搞国营马场，不切实际，乱搞一通，马政搞得一塌糊涂，骑兵都不够马用，不得不去抢掠民间的马匹，搞得民间几乎无人敢养马了。到明初时候，朱元璋问起全国有多少马匹，居然只有三万多匹，可怜到这种地步。

明朝很重视养马，但政策不对，效果自然不好。东北、河北、陕西、河套地区都是比较好的养马地。但问题是对当时的人来说，同样大的土地，养马的收益远不如种粮高，而养马成本实在太高了，费效比不好。要养出一匹好的战马，你首先得会人工培育，筛选出优良马种，你得每天喂粮食才能长膘，还得有足够大土地，让它经常跑跑，但一场马瘟，就足以让之前所有投资都化为乌有。所以农民普遍不愿规模化养马，宁愿开荒种粮食，朝廷向民间发补贴，但这样成本太高，不可持久。由于明朝从朱元璋起，就实行重农抑商，闭关锁国，严禁民间海贸等一系列愚蠢政策，搞得自己财政枯竭，补贴自然也就没了，那民间更不愿意养马了。明朝有大量的国营马场，但人心败坏，吏治腐败，都是给占去种粮，真正出产的马匹数量很少，纸面上吹嘘有六十万匹，实际上可能一匹都没有。明朝后期，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小，想搞任何有效改革都不可行，那些私心极重的腐败官吏根本就不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也不关心边疆人民死活，他们只关心怎么让自己的钱包更丰厚，攀比谁生活更奢侈。明朝后来发现从蒙古进口马匹便宜，就靠和蒙古人互市买马，但后来蒙古人闹翻了，自然也就买不到马了。

中国古代的养马场是根据朝代不同所调整的，但是其最优质的养马场应该是陕西、甘肃以及再往西域过去的西北产马区。公元前890年左右，秦非子就因为在这里替周孝王养马被封为受封秦地，为秦国的始封军，他所养的马就是大名鼎鼎的秦马（没想到吧，中国最早原来是因为养马而来的，毕竟没有秦非子被封就没有秦始皇）。自此以后，这一块都是中原王朝（大一统的王朝里面除了两宋以外）最为重要和高产高质的养马场。在清乾隆的时期，尤以西宁到嘉峪关，伊犁、巴里坤两地马场规模最为庞大，毫不忌讳的说西北马场就是古代中原王朝的军火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