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军事实力对比（海陆空全方面分析）

印军陆军除了山地师有一定战斗力，完全不是中国的陆军的对手，但印度境内水网密布，雨季来临后降雨量跟中国南方的降雨量完全不是同一级别，一方面如果中国与印度交手，我们可以打气象战，但另一方面也为后勤补给带来极大的困难，深入印度境内作战，如果旷日持久，全军覆没的几率超过一半，印度海军韬光养晦，在印度洋的实力仅次于美国，中国没有航母，即使有，短期内也无法跟印军在印度洋抗衡，空军方面，印军与俄罗斯合作开发5代（西方说的4代）战机，而且可能从美国购入战机，基本跟中国相差无几，但其配套性差，依赖进口方面比中国更甚，中国和美国的军事上的角逐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交方面，俄罗斯由于地缘原因，只要美国不退出欧亚，而且其本身实力不超过中国，中俄就能精诚合作，而日本则是非常务实的，谁强大他就靠谁，所以只要又拉又打，尚可控制，印度是最难揣摩的国家之一，一方面，他有大国野心，另一方面，他很自卑；一方面，他是21世纪最有潜力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其有复杂的国内问题。甚至某种意义上说，未来不是中国的就是印度的，中美两败俱伤，俄罗斯和印度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我们和美国的斗争陷入焦灼状态，这时候印度采取3种措施，1 坐观成败，无疑这对我们不利，我们最终为印度火中取栗 2 印度帮助美国暴我们的菊花，中国腹背受敌，步德国的后尘 3 印度帮助我们一起瓦解美国的霸权主义 ，也就说第三种情况对我们有利，但问题是印度被英国长期殖民，对外国普遍有怀疑抵触的心理，怕被伤害，怕被出卖，属于闷骚类的国家，其在维护主权上的意志是极其顽强的，他会想，我帮你中国干掉了美国之后，你会不会转手收拾我呢，所以他会犹豫不决，他会跟中国和美国同时保持距离，这样一来，中国崛起就面临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就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3年前的想法是，先经营好中西亚，取信于伊斯兰国家，然后声东击西，假意收复藏南，真实中亚借道巴基斯坦，攻击印度，对巴基斯坦就说帮助其收复克什米尔南部，然后，实际上花3年的时间完全肢解印度，初期快速拿下新德里后，在新德里东北歼灭其之前部署在东北的主力部队，通过毛主席式的公社化运动解决占领区的各种以教派冲突为代表的社会问题，根据不同邦的风俗让他们自治，各邦发行新币，通过金融战，经济战瓦解剩余地区的力量，兵锋推进到加尔各答和孟买后撤军，效法诸葛亮七擒七纵将政权还给印度政府，将其军队中1/5的精锐部队编入人类安全委员会直属，剩余的军队归印度最高军事机关指挥，原则上服从南亚都护府和人类安全委员会统辖，这样，政权在原先的印度政治集团手里，地方政府一部分是改造过的，一部分是原先的，军权实现了分而治之，南亚就可以得以持久的安定，推之到世界，就可以得到世界持久的和平。但这个计划从最初在我脑袋形成之初，我就一直很不安，第一是风险性问题 第二是，可行性问题（这个计划要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施行，首先就要考虑美国和俄罗斯的问题。一方面美国必须已经退出亚洲，另一方面俄罗斯要么很虚弱，要么被击败，要么和中国同心同德，第三是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如果是持久战，辅以经济战，其间要在印度大规模的坚壁清野，会造成大规模的平民伤亡，我于心不忍，所以这个方略我觉得不可行，对于印度，还是走软实力路线好，他不信任别国，我们就给他们交心，让他们信任，他缺乏安全感，我们就给他安全感，一旦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就再也分不开了，但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军事准备要做，我觉得可以再广西境内专业训练一支针对印度地形补给和作战的部队，顺便可以震慑越南，省得他跟美国卿卿我我

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1.5％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2~1.8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