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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乐县新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坐落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将乐县境内，是瑞新集团旗下从事水电运营、开发的专业子公司。公司由一级电站和二级电站组成，现有装机容量3300KW，多年平均发电量2200万KW.h。公司的技术力量雄厚，员工素质良好，经济效益显著。近年来，通过逐步转换经营机制，已经使公司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确保了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该公司所处的安福口溪流域具有不可多得、得天独厚的水利资源。经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部门对电站多年实际运行资料的分析，目前公司水量利用系数仅为28.4%，具有较大的增容扩建的空间，可新增装机近万千瓦，目前，该公司正紧锣密鼓筹划扩机增容工程,我们相信，新路发电公司的前景必将更加美好！

福州连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0月25日，并于2006年1月10日获得国家物业管理三级资质。公司作为省物业管理协会的理事单位，在总经理朱林彬的领导下，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本着“服务、满意”为宗旨，致力于打造工业物业管理第一品牌。

目前，管理服务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业主包括现代化大型电厂、港口码头、现代化高档写字楼、工业企业所属的厂房、码头、仓库等生产场所公寓、宾馆等生活社区及行政、后勤等相关领域提供全方位、一条龙的物业管理服务。

福建翔瑞建筑装修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注册资金人民币600万元，系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国家二级资质、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三级施工资质、房屋建筑工程三级资质企业。公司主营业务有：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业务；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机电设备检修；生产室内外LED电子显示屏。公司的质量目标是：“重信义守合同，竣工工程要求100%合格、优良率力争不低于80%”，同时，公司对于工程质量有着严格的标准，几年来，完成的省内福州、厦门、石狮、宁德、南平、三明……等城市各类工程设计及装修工程数十项。多项施工质量优良，得到甲方单位及客户的好评。

翔瑞公司管理制度健全，技术力量雄厚，各类设施齐全，并具有先进的服务观念和意识，有着完善的管理体制。公司以“质量求生存，信誉求发展，管理出效益”的经营方针，秉承“创造客户价值，伴随客户成长”的服务宗旨，内练素质、外塑形象，建立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运用管理信息化、设计标准化、施工配套化，努力降低运营成本，为客户提供一流服务，打造精品项目。公司在立足主营业务的同时，积极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努力向一级企业迈进。

福建同益粉煤灰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粉煤灰综合开发利用产业专业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金500万元，2006年元月12日在连江注册成立。主要经营范围有:水泥添加剂、混凝土外加剂生产销售；粉煤灰、水渣、脱硫石膏利用及其它建筑材料购销；“三废”利用系统及设备维护检修等。公司还将致力于粉煤灰、水渣、石膏利用技术开发，加气混凝土、粉煤灰砖等新型墙体材料生产，复合水泥、保温材料等其它深加工产品开发。

公司以 “负责、凝聚、高效、活力”的精神为指导，以服务电力生产为宗旨，以生产及交通安全为前提，以灰渣综合利用技术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稳步提高灰渣综合利用率和经营效益为目标，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海陆互补、长短结合”的原则和四个阶段发展的策略，坚定不移地走灰渣综合利用产业化道路。

公司的目标是：股东与业主双满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形象效益“三丰收”，为促进地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作贡献。

永泰县新盘龙水电有限公司是瑞新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在福州市辖区永泰县境内，注册资本金500万元，经营水力发电和销售。公司所属的永泰县盘龙水电站装机容量5×500kw，年设计发电量1200万kwh，是不可多得的水电资源。

永定瑞新煤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现具有独立的煤炭发运站经营权，拥有一个可储存煤炭30万吨以上的煤场，系闽西南最大的煤炭储运站。主堆场紧临铁道线，发运条件好，每年可为发电厂提供36万吨以上的煤炭。该公司将成为瑞新集团能源产业向上游延伸的支点。

厦门瑞新热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11月5日，是瑞新集团公司控股的最大能源投资项目。热电公司作为厦门电厂技改扩建工程的项目主体，主要负责扩建2X50MW抽汽凝汽发电机组，配3×220t/h循环流化床锅炉，替代原有老厂两台25MW热电联产机组，属热电联产集中供热项目，符合国家的能源和环保政策。

2004年9月29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关于厦门电厂技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请示》作出批复，同意按照热电联产进行改造扩建。2005年5月13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厦门市计委《关于上报厦门电厂扩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作出批复，核准了公司的项目建设。工程项目概算总投资约6.5亿元。 工程自2005年3月份正式动工，目前，#5机组已于2006年12月31日投入商业运营，#6机组于2007年2月25日23：49进入96小时试运行，并既将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全部工程有望于2007年5月份全部建成。

工程投产后，将成为福建省最大的热电厂。同时，公司拥有规模庞大的供热管网，能满足厦门市杏林工业区（国家级台商投资区）远期供热市场需求，为福建省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厦门立祥达投资有限公司 火炬（翔安）高新产业区是厦门火炬高新区“一区多园”中最大的综合性园区，规划面积15平方公里，首期规划面积4.75平方公里。 通用厂房和配套生活区项目总建筑面积为150万平方米，其中通用厂房130万平方米，配套生活区20万平方米，总投资近21亿元人民币，现在95栋现代化工业厂房已拔地而起，各种配套设施已投入使用。

该产业区位于厦门翔安区中心位置，园区东起新马路，西至翔安大道，南至水琼线，北至内垵路。目前该园区离厦门岛35公里有35分钟的路程。随着翔安大道的贯通和翔安隧道的建成，10分钟就可以进入岛内，区位优势十分明显。现在这里已形成一个公共设施共享、生活区集中、工业分区明确、市政设施齐全、交通高效便捷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实现高新技术的研发——中间试验——制造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链，形成支柱特色产业群。现在友达光电、中华映管、厦华工业区、金保利光电等大项目的入驻该园区，厦门一些本土企业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做好上述企业的下游配套生产，也纷纷从岛内迁到这里，未来火炬翔安产业区将形成上下游企业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由福建瑞新集团投资购置的通用厂房，坐落于厦门火炬（翔安）产业区 E 组团1幢（翔明路6号），建筑面积15196.58平方米，用地面积10383.587方米；厂房楼层共4层，其中第一层层高5.5米，承重1吨/平方米，第二层层高4.5米，第三层层高4.2米，第四层层高4.2米，二层及以上承重0.75吨/平方米（厂房可灵活独立分成两栋）；外墙涂料，塑钢门窗嵌白玻璃，内墙涂乳胶漆，楼内地面做至找平层，卫生间做至防水层，水及强电、弱电预留管线；厂房安装货运电梯4部。

部分外企已通过增加工作强度，化加薪于无形，而卑微的工人们依然钱途、前途两茫茫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先锋、章苒、项开来、叶超发自广州、杭州、厦门、南京珠三角一家外资玩具工厂的流水线上，李丹迅速地对同一玩具进行组装，她一声不吭地每天劳作10小时以上，然后把她收入的60%寄回家。

在她工作的珠三角，一股加薪潮正风起云涌,深圳南山办公室装修。如果能加薪，她当然求之不得，但她没机会计较这些，她的希望是，每月能多加班多赚点。

变了味的“加薪潮”

“公司现在跟着最低标准调高工资，但调高一次，我们的基本任务量就增加一次。以前8小时加工6000个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资，现在8小时要做9000个才行。最低工资从770元调到920元，只涨了19%，任务量却涨了50%，员工能高兴吗？”在广东东莞一家日资电子厂工作的白春荣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

部分外企已通过增加工作强度，化加薪于无形。而工人们对变了味的“加薪潮”当然难言满意。

“我和企业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工资，我干活，他给钱，除此之外无关联。”在佛山一家日资企业工作的小蔡的说法代表了很多打工者的心态。

杭州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吴华介绍，现在的新员工对劳动的等价交换意识很明显。老一辈的农民工在衡量工资收入时，是跟自己务农收入比,深圳南山厂房装修，跟养家糊口的需要比，而现在他们会为自己定价，问“我值多少钱”。

一个工人凭借自己的劳动在城市体面生活，究竟需要多少工资？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介绍：在深圳，以每月食品消费约613元、恩格尔系数为0.5(即每人以月收入一半购买食物)、赡养系数1.87(每一就业人口供养1.87人)来计算，每人每月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应为2293.7元；另一份按照更低标准计算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考虑每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及养育孩子的需要，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是每人每月1684元。

工人对工资不满意，但跟企业又谈不拢。“因为我们不了解企业运营状况，也不熟悉法律，个人去谈，毫无用处。说多了企业就开除你，只能抱团。”在深圳打工的王刚刚很无奈。

“我觉得政府应该立法，让我们更好地参与薪资决定程序，而不是让我们去抱团争取权益。”白春荣说。

幸福依旧缺失

“始终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同样的毫无技术含量的高强度的机械劳动，他们就是压榨劳动力。”小何曾在佛山的本田汽车配件工厂工作。他说，以前的工作就是要不断把一些零部件组装起来，“像机器人一样拿起风枪机械地将螺丝拧上去，每台限速50秒”。

专门为农民工精神生活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草根之家”负责人徐文财在服装厂、电子厂都打过工，他告诉记者：“走进车间，看到的除了冷漠还是冷漠，感觉是所有的人都非常难过。出了问题，线长、班组长开口就骂，女员工遭遇性骚扰也很常见。”

机器和管理的冷酷熬煞了机体的大部分活力，但对许多工人来说，更可怕的是黯淡的职业前景。

“只有极少数人能从生产线上成长为课长，基本上看不到希望，企业培训课程也都集中在操作技术上，所以流动性很大。基本上一个宿舍里的人隔上两个月就能换一半。”白春荣说。

不过，职业地位、薪资的低廉仍是工人不满、缺乏幸福感的最重要原因。这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工人，尤其是外企工人曾是令人羡慕的职业。

福建莆田一位公务员回忆说，1996年他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月工资只有300元，而20年前落户当地的一国际著名运动品牌代工厂的工人工资当时也有300多，“当时进厂甚至还要找关系”。现在这个厂一线工人月平均工资在1500元左右，“甚至比街头非法营运摩的的都要少”。

前途总是迷茫

刚满20岁的女工唐宋敏来自云南昭通，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目前在莆田一家鞋厂当品检员。

唐宋敏有很多爱好，最近迷上了溜冰。她说，工人们的业余爱好是用钱换来的。要去逛街、溜冰，就意味着不能更多地加班，收入就大打折扣。5月份因为加班少了，她的工资比上个月少了700，只有1800元——但她在意的是，“不能再住农村”，她希望能在城里长久呆下去。

这和在福建多家外企打过工的贵州籍农民工杨力想法差不多，“我的要求不高，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能拿到2000元的工资，我就满足了。这样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上下班，过周末”。但是，杨力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有时候，钱不能解决问题。

由于在城市中没有自己的圈子，农民工很难找到家的感觉。

“虽然我就生活在杭州，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城市。这里是有钱人的天堂，我们进城只会感觉心理更不平衡，人家可以花几千元买东西，我们没有东西可买。”在东芝电子工作的陈芳春说。

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吴锦良教授介绍，更现实的是，受到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限制，并由此衍生出住房、医保、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孩子入学等诸多不平等，新一代产业工人难以融入城市。

“第一代农民工的奔头就是攒够了钱回家，但是这一代想在城市里立足，又没有归属感，又缺乏上升的空间。”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他们心中的奔头很多时候是空的，是画饼充饥，这是最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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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的代际差异

70后养家、80后追梦、90后自我，中国沿海的产业工人“分层化”明显，但他们都都渴望发展空间，渴望融入城市，渴望体面地生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项开来、陈先锋、章苒发自厦门、广州、杭州初夏入夜，在福建晋江外资工厂打工的何远和李明(化名)刚从理发店回来。因为晚上要去蹦迪，所以做了个新潮的“韩式头”。他们俩一天一包烟，每月1500元的工资几乎一分不剩，属于“月光族”，“我们不需要养家糊口，现在就是趁年轻出来看看”。

他俩所在的工厂要搬到厂房、宿舍条件都更好的工业园区里，但他们却不打算跟着去，因为工业区离镇上有点远，要上网、蹦迪都不方便。

“90后”的他们，似乎有点脱离了人们对“工人”的预设定义。但正是他们使我国外资企业占很大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大批离土离乡的50后、60后产业工人已经返乡，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批80后、90后，并正逐渐成为主导力量。

夹在中间的是70后。“我们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过日子，所以只要工资合理，苦点累点也无所谓，”1977年出生的杜泽峰说，现在深圳的打工环境比1999年刚来深圳时强很多，“今年我还把媳妇从老家带了过来一起工作。”本报记者走访我国东部、南部几十家工厂后普遍发现，70后打工族大体上保持着老一辈产业工人埋头苦干的心态。

正在成为产业工人主流的80后则更多的是希望出来见世面，长阅历。“人生应该有一个方向，我现在希望从这个职位一步步往上升，三五年内做到采购专员。”1983年出生的江西人李小勇现在广东做采购工作。

80后希望在人生征途上走得更高更远，而何远和李明等90后工人却大不相同：“玩心”重，工作和生活更加自我。

“在家里无聊，所以就一起出来打工，”1990年出生的小黎在东莞外企打工，他说，“在外面比较自由，可以经常逛街、上网，挺好的。至于工作在哪都无所谓，如果觉得不好就换一个工作，只要过得更舒服、开心。”对这些90后打工者来说，手机是必备品，上QQ是每天的必要活动。

国内第一家农民工网站“新农门”CEO肖克文介绍，80后、90后的农民工多不用承担家庭负担，他们对人生的规划和价值取向其实跟城市青年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他们的特点是不满足于一辈子打工，不停地寻找自己的上升通道,深圳装饰设计公司；不满足低层次劳动，追求生活的意义,深圳南山写字楼装修。”肖克文说。

70后养家、80后追梦、90后自我，中国沿海的产业工人“分层化”明显，但他们都都渴望发展空间，渴望融入城市，渴望体面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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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薪潮难撼世界工厂地位。

加薪潮难撼世界工厂地位

“配套体系发达,深圳南山装饰公司，工资涨一倍都不会对这些企业有任何影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加薪潮持续蔓延”“外企或被迫迁移中国”“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丢失”……春夏之交，中国东南部沿海的一股加薪潮，让一些外国媒体浮想联翩。

不过，在东莞工作的叶亭却显得很淡定。作为一家美国家具进口商在中国的代理，叶亭并不担心会有工厂迁出，影响她的业务量。“2006年，我们有家台资供货商因为人民币升值和美国反倾销，把工厂从广东搬到越南，后来看那边配套部件都找不齐，就又把厂子搬回了广东。”叶亭估计，这次的“加新潮”也不会对她的供货商产生太大影响，“关闭中国工厂还早呢”。

叶亭说，其实外媒类似的担忧，也出现在两年前《劳动法》修订和《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及2005年人民币升值前后，但最终并没有出现外资工厂的大量撤离。

“这股加薪潮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说一加薪外资就跑，这完全是利益集团散布各种谣言、耸人听闻。”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在接受采访时说。

加薪潮蔓延

“我曾在珠三角地区做过大量调查，那里的GDP长期维持10%以上的增长率，企业利润实现快速增长，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相当少，基本没有增加。”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这轮加薪潮是由富士康员工“12连跳”引发的。富士康6月2日和7日两次宣布加薪，通过三个月考核的一线作业员月基本工资可达到2000元。一周之内两次涨薪，部分员工薪资涨幅达122%，幅度超过了过去10年加薪的总和。

一石激起千层浪，加薪潮形成连锁反应。6月9日，深圳市将月最低工资标准调高至1100元。由于深圳企业普遍以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自己的工资水平，众多原本对加薪仍持观望心态的企业主不得不上调薪金。据统计，近期已有11个省市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涨幅皆在10%以上，一些省市甚至超过20%，平均涨幅为17%。

企业主是天然的加薪反对派。有些外资企业表示，它们无法承受加薪潮的压力和冲击，并发出撤离警告。

“这样涨薪非常不合理，台商协会没人能理解！我们不会跟风，根本无法承受！”深圳台商协会会长黄明智说。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焦佑钧称，在成本考量下，未来三五年内，大陆台资电子厂离开大陆将势不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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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寻替代

此轮加薪之后，中国工人的最低工资已超过了周边很多国家。因此一些舆论担心，加薪浪潮如果进一步蔓延，一些外资企业将会把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

在越南，从事最简单工作的劳动者在2008年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约合人民币500元，印度的最低工资比越南稍高，而孟加拉国的最低工资则比越南要低很多。

香港工业总会近期对珠三角港商进行的调查显示，珠三角约8万家港企中，37.3%正计划将部分或者全部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它们迁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资成本上升，而搬迁的目的地就包括越南和印度等国家。

有媒体认为，在加薪潮的影响下，中国必然会出现一定的产业转移，这些产业将集中在低端、小规模的加工制造业环节。在仲大军看来，这些要离开的企业本来就属微利行业，他们当初来中国完全是看中中国的超廉价的劳动力，现在这个行业没法干了，离开也是市场调节，“它们爱走就走”。

另一方面，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越南等对比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与越南等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竞争优势迥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也在近期表示，廉价的劳动力已不是现阶段中国吸引外资的第一位优势，中国对外资最重要的优势在于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稳定、经济不断高速发展，法治环境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配套体系发达，工资涨一倍都不会对这些企业有任何影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德强说。厦门大学中国经济能源中心研究主任林伯强也认为，工资成本的增加不太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中国将继续保持世界工厂地位。”

向内走，向上走

产业的集聚有很多的因素，除了工资之外，还有市场、物流、效率、税金、生活条件等等很多因素。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生产部门的转移不是说转就能转，也不会因为一个单一因素的变化就完全撤离。”

但是，沿海的加薪潮毕竟给外资工厂带来了成本压力，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产业链条中的议价能力低下，劳动力成本难以通过提价转嫁到下游，因此“逐低成本而居”仍是这些工厂的重要选项。

“如果转移，它更多的是往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国政府也鼓励这种转移。”张汉亚说，目前，富士康等企业已准备将产业更多地迁到内陆和华北。

有媒体认为，对于一些无实力搬走的珠三角小企业，这次加薪将使他们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但林伯强看到的是乐观的一面，他认为加薪潮会促进产业升级。“加薪必然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来抵消工人成本的增加，这对于工厂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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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会诊：经济转型，十年为限

嘉宾张燕生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袁钢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前几年就说要转型，但一直在推迟或拖延。如果还采取驼鸟政策，是不行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加薪潮涌，中国经济如何顺势而为，转型、调整的时机在哪？答案的探索需要从不同角度探究。

日本模式：提升收入促转型

《国际先驱导报》：出现加薪潮是必然吗？

张燕生：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趋势，是市场调整，因为劳动力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充裕了。现在的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的也就1亿～1.5亿左右，这其中还包括很多难以转移出来的，再转移十年基本上就结束了。

加薪只是刚开始。不仅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土地成本、环境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型、调整将不是企业、劳动者或政府的行为，是市场的行为，是包含市场发展客观规律的行为。发展的阶段变了，不管愿意不愿意，它都会发生的。

Q：也就是说，加薪潮意味着中国经济到了转型期？

袁钢明：中国前几年就说要转型，但一直在推迟或拖延。如果还采取驼鸟政策，是不行的。我们现在经济的转型处于一个被迫的状态。

Q：有在高速发展中转型的先例吗？

袁：日本学者常对我说，日本十年增长的过程就是普通百姓收入提高的过程。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在收入上升中实现成功转型的国家。

他们是在压力下被迫提高工资和技术水平的。在日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十年高速增长前，工厂经常出现暴力事件，甚至有人(因低工资)砍杀老板。和我们现在一样，他们当时也担心如果收入提高过快的话，企业的成本也会提高过快。

事实是，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后，在市场上造成家电热销，日本的经济当时就是靠家电热起来的；在生产方面，劳动力成本提高使企业放弃简单生产，必须提高制造业和耐久消费品的水平，这促成了公司成长。

可以说，由于整个收入水平的提高，日本顺利实现了转型。

适应期就只有10年

Q：日本在1968年、中国在2008年人均GDP分别超过3000美元，中国是否面临着类似当年日本的时机？

袁：如果按日本的模式，从60年代转型，直到80年末期，20多年就实现了头昏眼花、令人惊讶的变化。我们国家从现在开始，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非常关键。再过二十几年，可能国内和国外市场都饱和了，再进行高收入和高质量的转变就不好办了。

张：中国的经济发展，前30年是一个阶段，未来30年是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阶段。

前30年是两亿农民参与国际分工，用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这30年的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模式作了巨大贡献，但后30年已难以为继了，因为全球需求缩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且外资正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非制造业的外资比重上升很快，贸易顺差长期的趋势是下降的。

我认为，我们的适应期只有10年。未来10年是从旧阶段到新阶段、旧企业到新企业、旧模式到新模式的过渡期。

Q：真有这么急迫么？

张：调整要早而且要主动。调整晚了，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中国出口竞争优势发生变化，及至中国寻求低成本的外资外移，成功的机会就小。

袁：今后应通过收入来拉动增长。如果收入不增长，会出现社会畸形发展，一方面资本大量闲置，另一方面贫困阶层大量涌现，社会会出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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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外资与中国经济转型

1978年，中国迈出改革开放步伐，大量接受外资。

200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日本于1968年达到这一水平，经济进入剧烈的转型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外流，企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

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在1万美元上下，制造业的基础奠定。依日本、韩国经验，重化学工业发展饱和，钢铁、造船、石油化学等产业开始被淘汰或外迁。

2030年，中国人均GDP可望达到2万美元，即韩国当前的发展水平，钢铁、化学和纺织等传统制造业总产值大幅下降，制造业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加速。向外迁移产业包括汽车、电气机械、工作机械等。

2050年前后，中国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时，将达到现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占GDP的主要比重，除了新兴的信息、生物等产业，制造业主要集中于高附加值产品，实体经济产业大量外迁。相关的主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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