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新诗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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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在五四运动后,出现的诗歌

解析:

一 何为新诗

所谓中国新诗，是指打破古典诗歌固有的形式与内容，接受外国诗歌和本民族文人与民间诗歌的影响，以现代白话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情感的一种新的诗歌。本章主要讨论中国新诗发展所遭遇到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体制的变革

中国的旧诗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到近代以后，古典诗歌的创作逐渐僵化，陈词滥调充斥诗坛，诗歌离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远。古典诗歌所采用的语言和口语严重脱节，它在格律上的种种限制，对于人们表现日益复杂的生活是一种严重的束缚。所以打破传统诗歌形式，解放诗体成为必然。但是一味的西化，向西方现代诗歌靠拢，也会出现问题，比如句式的欧化和意象的难解。而且由于大量优秀古诗的存在，新诗的成就很难与之相提并论，因此大部分中国诗人在创作新诗时，对古典诗歌采取的态度都是暧昧不清的，正所谓剪不断，理还断，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二、独立的意志

从最早胡适的白话诗，一直到八十年代的朦胧诗，新生代，中国新诗一直在贯彻一个主题，即强调个人的独立，自尊，平等。这与中国古诗大量为群体，为国家服务的诗歌有本质的区别，体现了现代精神。

三、智性的生长

古诗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抒情性，讲究即景抒情，情景交融，很少把抽象的意志性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表现内容。而中国现代新诗则有不少诗人如卞之琳，穆旦等在这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

四、叙事的萌发

中国古典诗歌一向少有叙事诗，而现代很多诗人如艾青作出了努力，到了当代，则叙事诗一时成为诗坛的主潮。与叙事相伴随的是诗歌的口语化。当然，叙事的过分泛滥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二 挣脱语言的牢笼

中国传统诗歌的危机由来已久，但由于人们固守旧体诗的形式而只敢进行局部的零敲碎打，所以问题一直无法得到根本解决。五四时期，诗人从语言出发，从根本上推翻了旧诗的体制，取得了成功。但必须看到，他们对于古典诗歌的颠覆更多地停留在语言的表面形式上，所以成就有限。

一、胡适：且准备擎旗作健儿

胡适首开新诗革命之风，但他的诗歌，基本上还用了旧诗的意境，只是语言变了而已。所以算不上好诗。

二、新潮诗人：在黑夜荒山中摸索

与胡适同期的诗人有刘半农，沈尹默，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等，他们团结在《新青年》等几本杂志周围，共同开创以白话创作新诗的风气。刘半农对民歌的形式多有借鉴；周作人的《小河》基本摆脱了旧体诗的影响，被称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朱自清的《毁灭》是新诗草创期不多见的长诗；沈尹默的《三弦》则较好地将新诗的形式和旧诗的韵律结合起来。

三、小诗运动：一春潺潺的细流

五四时期还掀起一阵小诗运动，可能受到了印度泰戈尔和日本俳句的影响。冰心的小诗清丽脱俗，表现了人性主题下的母爱和童心，很受读者欢迎。宗白华的诗中常有哲学的思考。

四、湖畔诗派：琴声恋着红叶

另一群比较受关注的诗人是“湖畔”诗社四诗人。他们中以汪静之的《蕙的风》较为有名。湖畔诗人的诗主要反映青年男女对封建礼教的抗争，这跟时代的主题是息息相关的。

三 精神的狂飙

五四白话新诗对传统的变革最初只停留在形式方面，因而成就有限。而郭沫若的出现，可以称得上是白话新诗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他从主体精神上对传统进行大胆的革新。

一、凤凰涅盘

郭沫若的创作彻底抛弃了传统旧诗词那种专一的对于纯意境的追求，而在飞动和呼啸中传达“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他创造的一种囊括万物而又不拘形迹的豪放诗风。他的诗作的基本精神在创造，就象凤凰涅盘一样，在旧的毁灭中寻找再生的能源。《女神》的思想非常芜杂，爱国主义，泛神论，追求民主等思想闪烁其中，而其创作方法则采用浪漫主义。与其主体精神的释放相比，他的诗歌在形式上也取得巨大突破，在韵脚，诗节，诗行等方面都吸收了古诗的格律特点，为以后新月派的探索开了先声。

二、浪漫主义的升沉

但是郭沫若的个性主义并不坚定，他在《女神》中的呐喊很大程度上是一时的 *** 迸发，而缺乏长久的信念。在《星空》以后的几本诗集中，郭沫若又回到了对传统的怀念。而接下去的《前茅》空有雄浑的架子，却已经没有五四那种呼啸而行的精神气概了。而象蒋光慈等后起的浪漫主义诗人所写的诗虽然依旧热情澎湃，但却十分空洞。

四 格律的探索

随着自由体新诗的勃兴，新诗体式因不加节制而趋于散漫，便转而要求便于吟诵的格律化。集中体现这一要求的是新月派的形成

一、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

徐自摩是新月派的主将，他的诗语言鲜亮，色彩清丽，具有流动的质感，让人觉得世上一切都鲜明，灵动。他的诗一般歌颂一种空泛的人生理想，寻求人的尊严和爱情的自由。但他的人生追求，却常常如同一匹拐腿的瘸马，虽然也想冲出黑暗迎接光明，但却始终无法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徐志摩对于新诗的贡献在于诗歌的音乐性。他的诗富于节奏感，视觉和听觉上都给人美的享受。如著名的《再别康桥》。他的诗有不少都描绘出优美深邃的意境，但给人的震撼力偏弱。

二、绝望的死水

闻一多是新月派中理论和创作全面发展的诗人。他的《死水》贯彻了自己的理论，以设想的奇诡，色彩的浓郁，节律的和谐以及格式的整齐而著称于世。闻一多惯于锤炼字句，所以他的诗中有不少警句。从主题上看，闻一多是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许多诗中都燃烧着炽热的感情，深受人们喜爱，如著名的《七子之歌》中的一节后来被用作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的颂歌。《死水》一诗表达了诗人对黑暗腐败的抗争，做到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但应该看到，闻一多大部分的诗都未能达到他自己理论要求的标准，而且过分强调诗歌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必然使诗句不太自然。

三、“新月”星空下

新月派其他诗人中著名的还有朱湘，孙大雨，陈梦家，林徽音等。朱湘的诗追求形式的完美和音调的匀称，风格恬淡平静，十分自然，近于六朝民歌的风格。孙大雨的商籁体诗歌较为成功地把西洋诗的技巧引进过来。林徽音是著名才女，她与徐自摩的恋情曾哄动一时。

五 意象的森林

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发展常常受到现实的干预，而且西方诗艺和中国本土习惯的融合也需要一个过程。中国现代新诗要在突破传统中走向现代化，语言形式的问题又一次成为相当棘手的事情。

一、朦胧的珠链

李金发是中国象征主义的开山鼻祖，他的诗歌的思想基调十分阴暗悲凉，而在艺术上偏爱用阴冷的色彩，神秘的暗示，新奇的想像，因而迷离恍惚，晦涩难懂。但那种奇幻的美也十分吸引人。他的艺术直觉是敏锐的，常常能触发到常人所不能道的感觉，他惯于使用新奇的想像和比喻来表现复杂微妙的内心感受。但由于他的中文功底很差，用中文来表达象征的寓意时往往意有未逮，他的诗作中杂有相当多的生僻古字和外文词语，而又很难和其他汉字交溶在一起，这也是他的诗难懂的原因之一。和李金发诗风接近的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等人也有类似的毛病。但废名的诗却常常能把象征的意境和古诗词的神韵结合起来，说明一个玄妙的哲理。

二、从雨巷中走出

戴望舒因写了“雨巷”而被称为雨巷诗人。该诗以一种悠长的雨巷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丁香一般的姑娘，构成了一种朦胧的理想化的气氛，以象征来暗示飘忽不定的心态。诗的语言典雅华美，音律和谐，广为传诵。后期他的诗逐渐由追求诗的外在音节转向探往内心的节奏，同时在创作题材上，开始关注更多的社会现实。戴望舒的诗意象浓郁而又不晦涩，所以读者很多

三、距离的组织

卞之琳是现代著名的智性诗人。他的诗歌语言极为精练，讲究句法的组织，在现代汉语白话的基础上汲取文言与欧化句式甚至方言来丰富表达的方式。他还十分擅长营造意境来表达哲理，如著名的《断章》只有短短四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明月装鉓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却传达了十分深邃的哲理。卞之琳的诗风特点是不过分地贴近景物，而将距离拉开，从遥远的角度进行观照，这样往往能得出新奇的结论。

四、“流连光景惜朱颜”

何其芳的诗的形式优美着称，他或许是现代诗人中语言最精美的。他的《预言》的主体内容就是表现一个年轻人对于爱情的歌颂和感伤。他的诗受到晚唐绝句和五代词风的影响颇深，因而在意境上少有现代的塑造。但他的情感的真挚和语言的华美仍足以动人。

五、抒情圣手

冯至早期的诗多为爱情短诗，他的诗设想奇特，如《蛇》一诗中用蛇来表达对恋人的相思之情，颇有想像力。冯至的叙事诗在中国现代诗中独树一帜，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贡献。但他的叙事诗中也充满了浪漫感伤的情调，似乎字字从诗人心中流出。鲁迅曾将冯至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四十年代后，冯至的诗加入了更加理性的思考，他的十四行诗开创了中国新诗的新纪元。

六、带血的歌

九叶诗派在40年代开始创作，但却到80年代才成名。他们的成就在于将现代主义跟现实主义有机契合，并加以创造性的拓展。穆旦（查良铮）是九叶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他的诗不仅集中思考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而且着力刻画矛盾重重的内心冲突。他摆脱了一般现实主义作者机械模仿现实的创作手法，而追求一种客观化和间接化的效果，设法使意志和情感得到戏剧化的表现。他的诗饱含 *** ，但又富有深沉的哲理，标志着中国新诗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六 现实的介入

中国新诗的发展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在国破家亡的形势下，诗人们不可能对国家民族的困境无动于衷，但是过分地强调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也可能陷入一种口号式的创作。

一、“属于别一世界”

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创作强调诗歌的大众化和通俗化。殷夫的诗以鲜明的形象和饱满的 *** 竖起爱的旗帜和恨的丰碑，被鲁迅称为属于别一世界。中国诗歌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诗歌社团。蒲风的诗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使诗歌成为战斗的武器。臧克家的诗布局严谨，语言纯朴，注意字句的锤炼，给诗歌运动带来良好影响。田间的诗被誉为战斗的诗，注意运用意象和场景的直接描写。

二、七月流火

艾青的诗以内在的律动传达出整个时代和民族的情绪要求，他完全摆脱了一般革命诗的平庸呐喊，而用饱满的热情和丰富的意象来给读者以暗示和启迪。艾青是现实主义的代表诗人，但他也受到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他的诗浸透着一种忧郁意识，于平易中隐隐可见民族的苦难。在艾青的影响下形成的七月诗派重视以自由的形式来描写战争的场面，诗中洋溢着爱国的 *** 。

三、民歌体与叙事风

从抗战后期到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大地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定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具体到诗歌方面，即要求诗歌在内容上反映革命，形式上强调诗歌要适应群众的欣赏水平。这直接导致了民歌体和叙事诗的产生。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是其中代表。

四、战歌与颂歌

建国化的中国诗人的新诗创作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痕迹，表现在诗歌形态上，即是战歌和颂歌的盛行。即对于人民的歌颂和对于敌人的抨击。个人的声音在集体的大合唱中湮没无闻。个人只有在被集体认可时才有意义，这客观上导致了叙事诗的发达。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是这一时期较有名的诗歌。在这种环境下写出的诗歌，容易粗制滥造，而且严重缺乏个性。

七 彼岸的风景

50年代以后，大陆本土的诗歌处于严重的停滞状态，而海峡对岸的台湾诗人却迸发出强烈的创作 *** 。他们对中国新诗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们对于现代诗歌的借鉴已经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并且在将现代诗歌本土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独来独往一匹狼

纪弦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始作俑者，曾经制定了现代派的“六大信条”，他继承了大陆二三十年代象征派和现代派的诗风，在台湾掀起一个现代主义的 *** 。他的诗作狂野不羁，有一种天地之间独来独往的气势。《狼之独步》《飞的意志》《生之箭》等是他的代表作。他擅长在日常生活中捕捉诗意，并注重锤炼字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不过他也时有幽默风趣的诗作，而在字里行间又流露出深沉的悲哀。

二、美丽的错误

郑愁予以怀乡诗出名，其诗风哀婉流丽，如《错误》一诗以春闺的误会对应旅人的漂泊情怀，蕴含了浓浓的乡愁。而题目实际上也暗寓着对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担忧。其他如《老水手》《船长的独步》《如雾起时》也是如此。郑愁予的诗跟古典诗的意境十分接近，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的古典诗人。

余光中是台湾现当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兼容中西，变化多端，成就很大。但就其核心而言，乡愁可谓是他创作的主旋律。他的诗歌中有非常多的古典意象，湘江楚水，秦月汉关，都表明了他对故土的热爱和眷念。他早期创作格律诗受到新月派的影响，多写个人的浪漫情怀，中期则大张现代主义旗帜，到了后期，又复归于现实主义，因此他的诗歌历程可以看作是台湾现代诗歌发展的缩影。他的诗擅用各种修辞手法，并且很重视韵律和节奏，不少歌都被谱成歌曲传唱。

三、诗人之镜

洛夫与余光中被并称为台湾诗坛的双子星座，但他的诗风跟余光中炯然不同。他认为诗歌是个人生命的体验，主要表现人的潜意识和内心冲突，他对传统采取一种反抗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诗歌观。代表作《石室之死亡》十分晦涩，主要用西方的精神分析学说来探讨人类的命运和价值。他使用了许多西方现代诗歌的手法，认为诗作应该依赖于心灵的自动表现，而不必在乎逻辑和语法的约束。七十年代后，他的诗风有回归现实的趋向，尝试以现代精神来观照历史传统。

八 朦胧的崛起

朦胧诗的崛起可以说是共和国诞生后诗歌的最重大事件。一大批优秀的诗歌青年，用一种跟前人迥乎不同的语言，驱歌着理想与爱情，呼喊着自由与真诚，他们的诗曾一度被认为是晦涩，但时至今日，他们作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创造者的地位却已经奠定下来。但是朦胧诗的发展不久就被更年轻的一种诗风所扼制，因此朦胧诗的崛起就如人们对它们的称呼一样，短暂而朦胧，只是昙花一现。

一、奔涌的暗流

六十年代当全国人们普遍被政治气候所压迫时，一群诗歌少年开始新诗的探索。郭路生(食指)的诗的《相信未来》曾被广大知青传抄。七十年代这些热爱诗歌的青年开展地下活动，定期交流诗作，许多以后的知名诗人由此诞生。如食指，北岛，芒克，江河，严力等。1978年底，《今天》诞生，意示着新的诗风即将浮出水面。

二、自由的抗争

北岛是朦胧诗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他的作品表现出对自由和民主的强烈需求，诗风凝重，语句犀利，具有非常强的概括性。他的《回答》被誉为是一代人的心声。他的诗歌最大的特色在于具有如岩石一般坚韧的质地，许多警句式的诗行给人带来极大的震憾。

三、情感的呼唤

舒婷是新时期最为大众所接受的朦胧诗人。她的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呼喊人的真诚和包容。《致橡树》表达了女性独立的决心。《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炽热情感。她的诗带有传统女性温情的调子，但又具备现代女性的刚强气质。

四、寻找光明

顾城被称作是“童话诗人”，他的诗歌简单，纯洁，却又能一针见血，直指人心。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言简意赅，内涵丰富，传诵一时。他似乎是用孩童的眼睛去看待万事万物，希望寻找他心目中的纯美境界。但这种诗风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一旦他对寻找陷入痴迷，他就很难自拔，因而也会丧失诗歌本应有的智性的光辉。

五、太阳的反光

在朦胧诗的其他诗人中。杨炼，江河两人的诗歌具有明显的史诗意识，追求历史与时代感觉的融合。杨炼的《半坡》《幽居》《降临节》等系列组诗对文化有强烈的自主性追求，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用宁静，质朴的语言，展现了一幅生命和宇宙相辉映的图景。此外如梁小斌，王小妮，严力，也都创作了一批优秀的诗歌。

九 诗神的狂欢

朦胧诗的兴盛只维系了短短几年，一群更加年青的诗人便又登上诗坛。而且各种流派，理论纷至沓来，一时间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诗歌呈现出无序的混乱状态，并且渐渐变得无法控制。新生代对于诗歌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们彻底地把诗歌从政治，哲学等因素中救赎出来，变成独立的个体。或者正因如此，诗神也禁不住翩然起舞，狂欢不止。但是诗歌的过于泛滥和缺乏标准已经开始出现苗头，这意味着诗歌的黄金时代已近结束。

一、“潮水已经漫到脚下”

朦胧诗的出现极大地 *** 了旧的诗歌秩序，而长期受压抑的诗人不约而同地嘣发起出创造之泉，特别是一些接触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年青诗人，他们的诗歌观念的更新可谓一日千里。1984年前后，出现了pass北岛，舒婷的口号，经过几年的蕴酿，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合作举办了《现代诗群体大展》，一共展出了57个诗歌群体的宣言，新生代似乎在一夜之间就突破了朦胧诗刚刚建立起来的地位，开始抢班夺权。新生代诗歌内部的流派之多，风格之异，成分之杂，堪称空前绝后。而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非非”诗派和“他们”诗派。

二、建造巴别塔

“非非”诗派是新生代中理论与创作并重的一大诗歌流派。他们表达的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对任何文化资源必须进行消解，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和解构主义的观念十分接近。“非非”主义作为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对于传统的诗学观如“文以载道”作了彻底的清理，坚持诗歌的个性原则，认为诗歌不应该依赖于非艺术的因素(如政治，道德等)，这对于新诗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但他们始终无法解决一个悖论，即一旦文化被完全消解，则他们诗歌的意义也就完全被抹杀。从创作上看，非非有一些好诗呈现了语言的自由言说状态，达到了近乎纯诗的境界。

三、诗到语言为止

非非诗派的信念是清理文化资源，而“他们”则立足于探索个人对于世界的瞬间具体反应，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诗到语言为止，认为诗歌的语言是与个人的生命状态密切相关的。没有个人的具体活动，也就没有语言，更没有诗。他们在反文化上与非非是殊途同归的，但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非非反文化是一种文化姿态上的反抗，是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情感上的对立。但非非的理论和创作仍然给人一种文化的感觉。而他们则从具体的生活方式上却反抗文化，这客观上导致了诗歌的口语化和叙事化。由于他们诗派的一些中坚分子如韩东、于坚等人后来在九十年代依旧十分活跃，“他们”诗派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四、重建精神家园

在他们和非非对文化采取冷漠态度的同时，有另一批诗人则开始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最突出的代表是海子。这位天才早逝的诗人以其惊人的创造力，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篇。其代表作《亚洲铜》《打钟》《土地》充满了对土地和乡村的情感，而其构思庞大， 意象精美，海子可以称得上是最后一个吸引大批读者的当代名诗人。海子的诗中浸透了他对文化的思索，他的短诗脍炙人口，而其对史诗的探索也令人敬佩。

五、黑夜的意识

中国新诗发展到当代，才出现了女性主义的创作群体。这些女诗人前期以舒婷为代表，而新生代出现后，则出现了更多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如翟永明，陆忆敏，唐亚平，林雪，伊蕾等。女性长期以来处于被压制的地位，犹如漫无边际的黑夜。而一旦给她们以光线，她们顿时就散发出耀眼的光辉。新生代的女性诗人已经不满足于象舒婷那样追求女性和男性的并肩而立，她们要求的是完全的独立。

十 诗人何为

在商品大潮日益淹没人文精神的今天，诗人何为？

一、一个时代的终结

诗歌发展到九十年代，早已褪去了神圣的光环。诗歌界也开始面临着转型，是接受现实，还是继续追逐梦想，是横亘在诗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一时期的诗人出现两大派系，即知识分子和民间。实际上这只是相当粗疏的分类。知识分子的写作更多地带有形而上的气息，而民间诗派则要求清理文化，这其实继承了“他们”的传统。但是诗人们长久不受关注的现实使他们日益变得焦灼，因而在两大派系之间掀起论战。这也表明当代新诗在经过八十年代的繁荣后，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在各种诗歌形式的狂欢后，诗歌还能走向何方？而随着社会大众对诗歌的麻木不仁，诗歌界内部似乎已经只能靠相互之间的争吵来博得人们的注意，这无疑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

二、艰难的指向

当商品化的潮水几乎冲决诗歌的堤坝时，当代诗人心理普遍产生惶惑之感。谁也无法预料到社会的普遍水准不再依赖于哲学的沉思和艺术的点染，无法预料到昔日高贵的诗人会为五斗米而折腰。但真正的诗人在此刻必定矗立着，诗歌在此刻所启示的是对于生命的自信和对于明天的渴求，它所寻求的是情感空间的辉煌。诗人在肩负沉重的同时，不能因此而放弃精神对文明的承诺。

三、告别世纪的沉沦

当今诗坛最令人不安的现象在于批评标准的缺失。诗人们在对诗歌的圣殿进行大肆破坏后，终于领教到诗神的报复。诗歌成为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有句话叫“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说明了这样一种现状：人人都不关心别人写的诗，但人人都认为自己能写诗。当诗人的权力被放赎到如此程度时，诗歌的沉沦已到极点。我们当然无意于将诗人的地位抬高到尼采所说的酒神之类的境地，但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正在于他能够把目光投向为现实而忙碌的实在生活空间之外，并面向庸俗无聊的世俗生活发问，因此在诗歌面临艰难之际，我们应回味荷尔德林的名言：“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息在此大地上。”把握自我，拥抱人类，让想像的翅膀飞腾，让创造之心不死，这是真正的诗人在当今应做的事。只有这样，中国新诗的发展才有希望，我们才能告别世纪的沉沦。

阅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阅读决定着他的写作。写作的前提，或者说背景，大体可分为阅读和经历，而阅读必然大于经历，因为经历有限，而阅读无限。作为一个诗写者，必须大量阅读与诗有关以及与诗无关的书籍。最起码也要读诗。这并非虚妄之说。因为我发现好多年轻的诗写者只知自己写自己的，而从不阅读他人的作品。写什么不阅读什么，如同卖什么不吆喝什么，往往事倍而功半。前人留下来的以及当下一些优秀诗家的作品，可能蕴藏着诗写的全部秘密，这些间接经验可以让你避免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少走一些弯路，从而大大缩短诗写的成熟期。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应当是阅读大于他的写作，思考大于他的表达。厚积而薄发。写作拼到底拼的是你的文化底蕴。

懂与不懂之说，历来是困挠诗界的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而且至今似乎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虽然叙事性的引入为诗歌的解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我不担心“读不懂”，因为诗歌文本在语言、结构、诗意呈现方式等方面较之其它文学样式的特殊性，决定了阅读诗歌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同时也要有一定的阅读技巧。

臧棣说：“现代诗歌在探索意义或真理的显现的时候，它最基本的方式不是要展现一个完美的结论，而是如保罗·克利所说的，现代诗歌也想把诗歌的思维过程也放进一首诗最终的审美形态。”因此，阅读现代诗歌，就不能像阅读古典诗词那样，“仅仅从诗歌的效果上去阅读它，批评它，阐释它”，必须随着“诗歌的思维过程”的推进而进入。更不能苛求一字一句的解读，要从语言、结构、诗意呈现方式等整体上去把握。确切点说是“体会”——“它是读者在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忘我的浸入，是不带意思预设和解释企图的浸没，‘体会’即浸没、交融、重合。”（余怒《体会与呈现：阅读与写作的方法论》）

也有读者不断生发“诗歌就不能雅俗共赏吗”的困惑和疑问。对此，我要说：“诗歌是用来雅俗共赏的吗？”任何艺术都有一定层次的读者群。《红楼梦》雅俗共赏吗？有不少大学生对其前五章的含义都不知其所以然。毛老头子还说过不读五遍就没有发言权。《高山流水》雅俗共赏吗？对于一个乐盲或民族乐器和民乐知识缺乏的人而言，恐怕也如听弹棉花声。杨丽萍的舞蹈雅俗共赏吗？就连一些圈内人士也只能赏析个大概。显然，你无法要求一个正在泥土道上猫腰拾粪的农民和焊接车间几个挥汗如雨的工人，去理解和欣赏你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需要说明的是，这跟菲薄一方则抬高另一方无关，也含有“术业有专攻”之意。

诗歌只能在一定层次的群体中发生和发展。那种希图诗歌的大众化和普及的想法及做法，不是出于无知，便是一种虚妄的冲动。大众的，只能是流行歌曲。普及的，也只有仅供中学生毕业留言的汪诗，而非真正意义的诗歌。设想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人人都在读诗，即使有几千万在读，那种情形和场面，也是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叫下（吓）人。

理想的诗歌阅读，必须具备一定的诗歌知识，了解掌握诗歌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诗歌内在的全部秘密。这好比车前子所说的欣赏苏州园林，“修养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一点传统文化的准备，不熟悉一点古典诗词，不了解一点造园时期的画风书风，尽管也可以欣赏，但总有些不得要领。”（《秋天的故事》）作者/东篱

2003-8-29

记忆。常读一些诗人的访谈。问：“最近几年的中国诗歌，您对哪一首（或哪几首）印象最深？”答：“似乎没有什么印象。”或“印象深的不多。”有人于此便断言中国新诗不行，最起码也有问题、大问题。似乎印象深浅也成了衡量诗歌的一个标准。可诗歌从来不是用来印象（深）或者说记忆的。

当你写诗的时候，你脑子里只想如何把诗写好。恐怕没有一个人，一边写诗，一边在思考如何让读者记住这首诗。这正如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所言：“当我写一首诗，我的眼睛不是落在读者身上，而是在这里（自己）。”

当然，让人记住自己的作品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甚至可以说是好事。但问题的关键是，作品的好坏并不总与读者的记忆成正比。比如至今仍在一些语文教师、中学生和初学诗写者口头挂着的汪诗、席诗、徐诗。

在快餐文化的时代，更容易让人记住的肯定不是诗歌，而是一些通俗易懂的流行歌曲、广告词以及黄段子。因为诗歌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快餐文化。

听说布罗茨基七十年代初来到美国的时候，曾要求哈佛的本科生读诗背诗，给美国的文学教育留下了很好的传统，也无疑影响了美国诗歌事业的传播和发展。希尼说布罗茨基“所做的，是坚持记忆的重要性。”

根据记忆的无意和有意分类情况，对现代诗歌应当采取的是有意记忆，也就是强化记忆，即像布罗茨基要求哈佛学生一样的去背诵。因此说，喜欢一个人的诗或某某作品，不妨多读、反复地读，这样自然会印象深刻。有没有耐心、沉静下来读诗，也是对一个诗人对诗歌的态度和诗人真假身份的检验。

当下诗歌区别于古典诗词和二、三年代的诗歌而不易让人记忆的内在因素主要有两点，一个是诗歌外在韵律的缺乏，一个是“叙事性”这一诗歌策略的大量涌入。

而影响诗歌阅读和记忆的更大动因，我以为还不在诗歌本身，（除诗歌教育的严重不足或者说缺席）而在于这个不是读书（更遑论诗歌）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的喧嚣。读书（诗）已成为一种内功，是自身的修为，是用身体内部巨大的静去拒绝和排斥世俗的极具诱惑力的声色。

但现代诗歌的不易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会印象不深），并不就等于现代没有好的诗歌，恰恰相反，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纸质媒体和互联网上发现一些相当优秀的诗歌作品。

王小妮《爱情》、翟永明《潜水艇的悲伤》、吕德安《父亲和我》、孙文波《空中乱飞》、韩东《甲乙》等等，都不可能像“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一样容易记忆，但谁又能说它们不优秀呢？

还是欣赏于坚那句话：“我注重的是让读者入场，在场，而不是记住。”作者/东篱

2003-8-30

优美。说到“优美”，我马上就会想到徐志摩和戴望舒，想到他们那些柔情若水而又多少有点“无故寻愁觅恨”的诗句——“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再别康桥》），“她彷徨在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行着/冷漠，凄清，又惆怅”（《雨巷》）。这是情不自禁或者说不由自主的。想挡都挡不住。如果把这些诗句，打一日本女影星，谜底就是真由（优）美！是的，优美，美得让人心酥骨软，并一下子陷入席梦思里，窒息而死。

我曾一度为徐、戴式的优美所迷恋，并写下了一些通篇都在追求诗意美的诗。我看到当今仍有一大部分初学诗写者沉浸在徐、戴式的优美中而不能自拔。

优美似乎一直都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周南·蒹葭》）到“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再到“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徐志摩《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就这么从古而今、从诗经而宋词而现代诗歌地优美着。

所以，我们的教科书所编选的诗词是优美的，我们的语文老师所教的诗词也是优美的，我们的学生所学的诗词自然还是优美的。每次在书店，我都能发现一些青年男女学生抱着一本徐志摩的诗集翻看。在他们（包括一些语文老师）眼里，中国现代诗人有且只有徐志摩。

优美本无罪。谁不喜欢优美？我至今仍时不时地优美一把。“我看到昔日的佳人，晨起看花/白天熬药，夜晚怀抱沉香罐。梦想/她的少年郎……”（《小城之春》）

但有两种倾向仍须警惕：

一是把所谓的优美和诗意当作诗歌的唯一标准，认为诗歌就应当美，就应当有诗意。“写诗就像跳芭蕾舞，一定要用脚尖跳，这对演员来说很痛苦，但是多么美！”（赵长征：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讲师）为此，他们有的强调“不追求音乐性的诗歌就不是好诗。”（龚刚：澳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要求新诗也要像古诗词一样压韵和平仄。有的则刻意选择一些优美的词句去营造所谓优美的意境，所谓“诗中有画”。殊不知，诗歌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用来优美的。“应该要求一首诗的是准确、生动、有力，对事物内在隐秘的揭示。”（孙文波《我的诗歌观》）

二是那种一落笔就满纸星星呀、月亮呀、花朵呀、孤独呀、忧愁呀、灵魂呀等不食人间烟火的词语充斥期间的优美——一种失血的、苍白的、乏力的、恹恹一息的优美。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戴以及后来的席、汪等一些人的一些诗对当下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显然是失效的。那种单一、刻板的话语操作及表达方式，已全然不能表现当下的错综复杂的生活和情感。

诗歌从来不排斥美，但诗歌的美显然不应当只是徐、戴式的柔弱的优美，而更应当有一种开阔之美（如夸西莫多《瞬息间是夜晚》）、宁静之美（如沃伦《世事沧桑话鸣鸟》）、澄明之美（如李商雨《无以歌咏》）、悲悯之美（如张执浩《美声》）等等。即使表现个体孤独、寂寞的小情绪，如赵丽华的《这个夜晚……》：“这个夜晚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那样／在黑黑的大地上蹲伏着／他被巨大的委屈笼罩着／找不到出路……／直到天亮的时候／他突然不见了”，也要比徐、戴式的“清愁”来得更直接、更有力、更开阔、更明朗。

需要提及的是，一味的唯美追求，也导致了一些诗人诗歌语言的洁癖症。他们本能而敏感地拒绝和排斥粗话以及有关性的词语，从而无可避免地也失去了一种粗糙、粗俗之美。诗歌中的粗糙和粗俗，只要恰到好处，往往会带来一种比所谓优雅地表达更能直指人心的效果。如黄沙子的《斑马》、李寒的《幸福的人》（主说：那还在做性梦的人／是有福的）等等。作者/东篱

2003-9-3

抒情。可以说，抒情是中国诗歌的根源和传统。诗缘情。诗歌自然要抒情。

敬文东说：“抒情是可能的。因为个人语境总是抒情的，或总是倾向于抒情的”。

抒情的好处显而易见，这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无需赘言。即使被日常生活经验充斥的今天，“在抵御工具理性、改善指令化生存，她所葆有的感性、湿润、情愫，多少还能为人心提供某些慰藉、舒解与升华。”（陈仲义《漂流瓶里的翅翼——郑单衣简论》）。

所以，我从不一概地“冷落”抒情。我所“冷落”的抒情，一是“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这种郭式的情感极度亢奋下的抒情，看似有力量，实则空洞无物；二是“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这种徐式的顾影自怜、手*状的抒情，俨然一副“无人会、凭栏意”的寂寞小文人之相。这两种抒情，说到底都是一种滥情，琼瑶式的大喊大叫、哭哭啼啼的无病之呻吟。

我崇尚一种简朴的抒情。如：“在病倒的那天晚上/我又一次听到了童年的梦语/在乡村，内心温暖的夜晚/我听见萤火虫在暗处的蠕动/仿佛母亲点亮的灯盏，她/等我回来，又这样多少年过去了/如果我的身体之疾惊起了/燕子，我的燕子，流淌在乡村/之夜缓慢的光阴里。我是/一个疾病漫游在城市的/楼宇间，也是一个童年走在/缄默之夜回乡的路上”（马累《乡村之夜》）。又如：“从黄昏我的悲哀渐起。直到午夜/情欲弥漫了我/你不能懂得一种/羽毛一样的黑，匍匐在三两根枝桠中间/不能自由的是我不是夜/体会一下，冰凉的/爪子脱离了我。挂在这里。我第一次/用嘴/和舌头/思考/我没有办法原谅这虚构的夜晚……”（五木《乌鸦》）。这种抒情，更显得简捷、有力。因有本真的细节经验而不空，因情感有所节制而不滥。细节是诗歌非常重要的元素。而节制则可以说是高手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标志，也使诗歌有别于散文的一种可能。

张闳在《抒情的荒年》一文中说：“海子之死使我们看到，抒情的黎明是如此之短暂，它紧接着就是黄昏。过于早熟的麦子迅速倒伏，使抒情的农业歉收。”似有一种悲观及不满情绪在内。我于此倒也坦然。诚然，抒情在当下的确遇到了难处，严重点说是四面楚歌，或者形容为“门前冷落鞍马稀”。但这个问题，似乎应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抒情从来不是诗歌的目的（叙事也不是），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或称诗歌的手段、策略。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你采取哪种诗歌手段，你的目的都是要到达诗歌的罗马。二是实际上好多叙事性很强的诗歌，其骨子里仍是在抒情，这种抒情因抒情主体的冷静、客观、克制的态度而显得隐忍不那么张扬罢了。作者/东篱

2003-9-11

叙事。叙事与抒情不对立，不是对抒情的反动，从来不是。它和抒情一样，都是诗歌的一种方式、手段、策略，而不是目的。

“我想抒情，但生活强迫我叙事。”（张执浩《岁末诗章》）由此是否可以断言，是当下的“生活”（现实）首先出现了问题，而不唯诗歌？因为“生活，写作的前提与背景”（孙文波语）。而每个人的写作都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生活”，准确点说，就是忠实于他自己所感觉到的或眼中所认为的现实。这个现实应当是复杂的、矛盾的、可变的，具体的、细节的、鲜活的。这样，单向度的主观抒情，显然已不足以承载这个现实。要增强诗歌的承载力，就必须扩大诗歌文本的广阔度和包容性，必须由单纯的形而上转而面向形而下，由单纯的抽象的灵魂的东西向形象的吃喝拉撒睡等日常生活方面扩张。叙事的选择或出现，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且，“在诗中渗入一定程度的叙事性，有助于我们摆脱绝对情感和箴言式写作，维系住生存情境中固有的含混与多重可能，使诗更有生活的鼻息和心音，具有真切的、可以还原的当下感，使我们的话语保持硬度并使之在生命经验中深深扎根。”（张军《当代诗歌叙事性的控制》）

叙事似乎已成为当下诗歌的主导或曰强势（如果存在主导与辅导、强势与弱势的话）。但主导也好，强势也罢，并不能说它流行，只能证明它有效，正因为有效，才被众多的诗写者所采用。这没什么不好。事实上，诗歌的叙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要略读外国译诗的读者就会知道，像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94）等一些诗歌大家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极强的叙事性。而虽说抒情是中国诗歌的根源和传统，但这并不就意味着中国诗歌没有叙事性，像屈原的《离骚》，李白、杜甫等一些诗人的诗篇从不缺乏叙事性。即使唐代诗人张若虚那首唯美的《春江花月夜》，其叙事的成分也十分明显。比如：“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正因为叙事的引入，才更增加了细节的真实性，一个思妇的形象跃然纸上。而早在二、三年代的胡适、茅盾等一些诗人、作家同样注意到了诗歌的叙事性问题，并在理论见解和诗歌文本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新诗不等于分行散文。这是一种担心。而诗歌叙事性的涌入，让这种担心更具有了可能性，或者说加重了程度。但我感到，这种担心有时是没有必要的，尤其是在优秀的诗人或优秀的诗歌文本面前。比如吕德安的《父亲和我》：“父亲和我/我们并肩走着/秋雨稍歇/和前一阵雨/像隔了多年时光//我们走在雨和雨的间歇里/肩头清晰地靠在一起/却没有一句要说的话//我们刚从屋子里出来/所以没有一句要说的话/这是长久生活在一起/造成的//滴水的声音像折下的一支细枝条/像过冬的梅花//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但这近乎于一种灵魂/会使人不禁肃然起敬//依然是熟悉的街道/熟悉的人要举手致意/父亲和我都怀着难言的恩情/安详地走着”。干净的语言，直接的叙述，把父与子之间那种日常生活中微妙的关系和本真的情感呈现得非常细致、感人，就像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一样。诗歌中那种诗意的强度与张力，远非一篇散文所能达到的。再比如希尼那首句句都在叙事、写实的《期中休假》，看似很散，但诗中弥漫出来的那种生命或人生的恍惚、虚空感，让人读后不禁暗自颤栗。如果把它改为散文，能否达到这种效果，我表示怀疑。

自然，无论叙事还是抒情，都有一个度的问题。如何控制？如何使叙事避免平面化？如何让叙事性诗歌不至于给读者的印象更像散文？这一方面是技术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一个诗写者认知事物的能力。一句话，也就是驾驭诗歌能力的问题。作者/东篱

2003-9-12

声音。诗歌也讲究声音。因为汉语言文字是叮当作响的。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高尔基《海燕》）这是一种典型的高音写作，饱含激情，充满着所谓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

而在当下，我反对，或者说反感这种高音写作。原因有五：

⑴物欲的社会已经够喧嚣，让人心烦的了。我们的写作更大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意义），应当有别于“社会”，或者说有一种净化功能，“是对周围环境，对社会噪音的消解。”（《吕德安访谈录》）让世俗的心沉静下来。

⑵高音势必情绪化，而文学作品不应当是情绪化的东西。鲁迅不是说过“恐吓和谩骂决不是战斗”吗？

⑶高音容易主观。虽说每个人的写作都是从自身的真实感受出发，呈现一种主观意愿，但写作者如果过于强调自我，势必会对事物的本来面目形成一种遮蔽，不尊重事物，无法对事物做出判断，那么作品的准确和负责也就落空了。

⑷主观性及情绪化的作品，容易失去控制，泛滥成灾，成为情思、情怀、情志的奴隶。歌德说：“在限制中才显出名手”。文学作品应当是一种“控制”的艺术。

⑸“文学是世界上最慢的历史，是一种最缓慢的精神活动。”“真正伟大的作家，是能够让时间在自己身上停滞的作家，像曹雪芹、沈从文，他们都是留住了时间的作家，时代对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一种永恒的时间，缓慢的时间。”（于坚/谢有顺《文学是慢的历史》）这里的“慢”，除了“时间”因素，我以为还应当包括文学作品本身内在的节奏。我喜欢舒缓的诗歌。而高音难免速度要快。这个时代什么都在提速，但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应当“慢”下来。

诗歌的声音，关乎诗歌的语言和诗歌的内在节奏，也关乎诗写者认知事物的方式以及内心的修为。

陈超在《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一书中说：“诗人要避免给人以虚张声势号令般的专横压力，要删除那些突兀的刺耳的声音，为‘音高投限’。”

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几乎总是让情感处于“零度”状态，客观、冷静地描摹眼前的物象。而越是冷静的东西，往往越准确、越有力，越能给读者以心灵上的震撼。

“诗是诗人沉静中回忆起来的一种情感。”西方某诗人的这一名句，一直在影响着我。

作者/东篱

2003-9-13

诗到什么为止。“诗到语言为止”是韩东的诗学主张，最能体现这一主张的作品就是《甲乙》。从字面理解这句话，现在恐怕很少会有人苟同。诗是从语言开始的，怎么可能到语言为止呢？我以为，韩东的这一诗学主张，旨在强调语言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因为诗歌毕竟是个体经验在语言中的瞬间呈现，语言不过关，再独特的生命经验也不可能得到最完美的呈现。

那么，何为“语言过关”呢？我以为，总的要求应是少修饰的干净，质朴的，直接的，富有生命力的。当然，语言是个大的诗学概念。我这里强调的可能是词语的选择。

在词语的选择上，我以为孙文波提出的“警惕诗歌写作中的‘俗语’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说得太好了，我愿意大段照抄照搬，供一些初学诗写者借鉴。

“1、被大量写作者频繁使用的一些词汇，如灵魂、命运、风暴……等等，这些被很多人作为‘关键词’用进诗篇的词，由于过量地被使用来当做诗篇的历史感、价值观的支撑物，早已出现了可以称之为‘词义透支’的现象，即它们在诗中不但没有了能够获得真正地揭示主题深度的能力，相反地让人感到其原有的语义载量已不复存在。2、约定俗成的象征性词汇的象征性含义的滥用，如玫瑰、乌鸦、镜子……等等。意象的构成本是一个文化传统的历史沉积现象，同时也是诗歌写作的契机问题，但由于一些人没有考虑到这些，仅仅是简单地将之做了公式化的使用，因而其象征的含义被彻底破坏掉了，失去了其词义中本来包含着的指向性。它导致的结果当然是这些词的象征性含义的消解，并且亦使得它们具有的历史语境载量被减弱，最终使我们在看到它们时没有感觉。”（孙文波《笔记?一九九八》）

当语言不再是问题的时候（也可能是一个长期磨练的过程），诗应当到什么为止呢？换句话说，诗最终抵近的是什么呢？我以为是忠实现实、呈现现实，并且要努力做到准确、真实、负责。所以，我提倡诗到“对现实的竭力求近”（吕德安《天下最笨拙的诗》）为止。当然，“求近”现实，不等于“还原”现实，如果那样，写作就失去了意义。而且此“现实”，也绝非彼“现实”。作品呈现的现实，应当是写作者“提升”或“改造”或“过滤”了的现实，融入了个体生命经验，也就是写作者自己的现实。拿吕德安的话来说就是：“这个现实可能是一棵树，一种声音，一片雪的飘落，一次做爱”（《天下最笨拙的诗》）。比如他的《解冻》：“一块石头被认为呆在山上/不会滚下来，这是谎言/春天，我看见它开始真正的移动/而前年夏天它在更高的山项……/我想，这就是石头，不像在天上/也不像在教堂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它们只是滚动着。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诗人采取平静客观的平面话语直接处理审美对象——“石头”，不动声色，冷静平淡，不做任何附加意义的赋予，石头就是石头，和人类处于对等的地位，人类甚至无法理解它们，而只能最大限度地抵达它们，反映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客观存在。再比如杨黎的《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韩东的《你见过大海》等等作品，都是事物存在的自然呈现，不夸张，不过度修饰，让事物“回到”事物中去，“还原”它们的丰富性和具体性。

这里还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是写作者用语言把握现实的能力。写作者的最终目的是要用语言抵达一种现实，一种他眼里的现实、心里的现实，或者说是想象的现实。不管效果如何，这毕竟是写作者的一种倾向，一种愿望或追求。写作者用语言把握现实能力的问题，究其实质，正如姜涛所说，“更主要是一个风格层面的问题。对现实的追求或还原的要求暗含的是对朴素的追求，对过度修辞的拒绝。”我深以为然。

二是写作者对等事物的态度。写作者与客观存在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写作者既不应居高临下，“那种目空一切的狂妄，那种坚硬的造反者、救世主的姿态”（比如某些革命诗篇），因为“他并不是神，他只是替天行道，他只是神的一只笔。”又不应卑躬屈膝，人为地拔高客观存在，脆在它的脚下，一味忘情地唱颂歌（比如某些爱国诗篇、怀古诗篇）。“诗人写作是谦卑而中庸的……诗人写作与人生世界是一种亲和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它不是要改造、解放这个世界，而是抚摸这个世界。” （于坚《棕皮手记：诗人写作》）“谦卑”、“亲和”、“抚摸”三个词，恰好说明了诗是“对现实的竭力求近”。

好了，你自己看着写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