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上的废弃
余秋雨
萨尔茨堡，瓢泼大雨。
打伞走过一条小路，向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城堡走去。
中欧山区的雨，怎么会下得这样大。雨帘中隐隐约约看到很多雕塑，但无法从伞中伸出头来细看。它们庄严安详的神态被雨一淋显得有点滑稽。是人家不方便的时候，不看也罢。
城堡在悬崖峭壁之上，要坐缆车上去。过去没有缆车，上去一次千难万难。在政教合一的时代，这座城堡是大主教的官邸，也就是政府首脑机关，如此俯视众生却又如此隔绝众生，从这个形势一看就是中世纪，与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度已相去甚远。
到了城堡门口，就需要用双脚攀援古老的旋转楼梯。古城堡两边圆桶形的部位，就是楼梯的所在。楼梯越转越小，越转越高，到大家都头昏眼花的时分，终于有了一个小门，侧身进入，居然金碧辉煌，明亮宽敞，大主教离群索居在一个天堂般的所在。
后来，主教下山了，因为时代发生了非让他们下山不可的变化。于是，古城堡快速地走入了历史，升格为古迹，让人毫无畏惧地仰望，汗流浃背地攀登。
我喜欢这种攀登。瞻仰古迹，如果一步踏入就如愿以偿，太令人遗憾了。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大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地进入。
我好不容易攀上来的这个庞大的城堡，历届主教修修停停、不断扩充，到完工已拖到一七五六年。我没有读到过城堡落成典仪的记述，估计不太隆重，因为当任主教已经不存在建造动机，他的目光已投注山下。
但是，主教的一位乐师却在家里庆祝着另一件喜事，他的儿子正好在这一年年初出生，取名为沃尔夫冈·莫扎特。
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比那个城堡的落成重要千倍。
我读过莫扎特的多种传记，它们立场各不相同，内容颇多抵牾，但是，没有一部传记怀疑他的稀世伟大，也没有一部传记不是哀氛回绕、催人泪下。
那也就是说，萨尔茨堡终于问鼎伟大，于是也就开始告别那种世俗笑闹。
萨尔茨堡不再无人经过，相反，一切真正的大旅行家都不会把它省略，因为它向全人类贡献了一个永恒的伟人。萨尔茨堡的最高标志，不再是那座悬崖城堡。它的建成之日便是废弃之日，真是蹊跷。
一座城市就这样快速地改变了自己的坐标，于是也改变了生活气氛和美学格调。
故乡和名人的心理对话，并不一定畅达愉悦，而往往荆棘丛生。荆棘间的偶尔沟通，楚楚扎人。请听今天萨尔茨堡人的说法：莫扎特的伟大和悲哀，都因为是离开了萨尔茨堡。
我理解这种说法，脑海中闪现出那些传记的片断。
有一种传记说，莫扎特三十五岁在维也纳去世，出殡那天没有音乐，没有亲人，只有漫天大雪、刺骨寒风，一个掘墓老人把那口薄木棺材埋进了贫民墓坑。几天之后，他病弱的妻子从外地赶来寻找，找不到墓碑，只能去问看墓老人：“您知道他们把我丈夫埋在哪儿了吗？他叫莫扎特。”
看墓老人说：“莫扎特？没听说过。”
这样的结局发生在维也纳，没有一个萨尔茨堡人能读得下去，也没有哪个国家、哪座城市的音乐爱好者能读得下去。
故乡要不回游子的遗体倒也罢了，问题是———萨尔茨堡不能不厉声责问———你们怎么把他弄丢了？争抢了他的全部成果却弄丢了他。但在当时，唯一提出质问的是他病弱的妻子，也只是轻声打听，因为对象是看墓老人。
但是，另一种传记曾经让我五雷轰顶，原来，主要责任就在这个“病弱的妻子”身上，她是造成莫扎特一生悲剧的祸根。这种传记的作者查阅了各种账簿、信件、笔记、文稿之后作出判断，莫扎特其实一直不缺钱，甚至可以说报酬优渥，馈赠丰厚，只是由于妻子的贪婪、算计、抱怨，把家庭经济搞得一团糟。即便他的出殡，也收到大量捐赠，是妻子决定“高度节俭”。妻子打听他的墓地所在并不是几天之后，而是隔了整整十七年，还是迫于外界查询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还有材料证明，这个妻子不仅毁了莫扎特，甚至还祸及莫扎特的父母和姐姐，致使最爱面子的老莫扎特只能在萨尔茨堡人的嘲讽中苦度晚年。
其实所谓全城的嘲讽只是老莫扎特的敏感，萨尔茨堡懂得音乐，知道自己养育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萨尔茨堡更多的是在沉思：一个伟大的音乐生命，为何如此拙于情感选择一个撼人的精神系统，为何陷落于连常人都能很快发现的邪恶陷阱不可自拔？他的孩童般的无知如何通达艺术上的高度成熟？他的内心创伤为何未曾在乐曲中有点滴流露？他怎么有可能在刚刚听过最低俗的家务责难后转而弹奏出世间最华美的乐章？他那天才的手指又怎么抖抖瑟瑟地写出了那些卑谦乞讨的字句……一般民众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上来试图解读大师，他们的思维依据是日常的行为图谱。
其实这是解读不了大师的，因为大师们主要活动在另外一个天域。
但是，即便在那个天域，就能解读么未必。萨尔茨堡正在惶愧自己对莫扎特的困惑，却传来了晚年歌德的声音：
莫扎特现象是十八世纪永远无法理解的谜。
连歌德也承认永远无法理解，更何况区区萨尔茨堡。
我这次来，听他们引述最多的是爱因斯坦的一个问答。对此，他们更加觉得光荣，又更加觉得难解：
问：爱因斯坦先生，请问，死亡对您意味着什么？答：意味着不能再听莫扎特。
这一切，无疑大大地加重了萨尔茨堡的思维负担。除非不要莫扎特，要了，就不能卸下。
一座素来调皮笑闹的城市，只是由于一个人的出生和离去，陡然加添如许深沉，我不知道这对萨尔茨堡的普通市民来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荣誉剥夺轻松，名声增加烦恼，这对一个人和对一个城市都是一样。今天的萨尔茨堡不得不满面笑容地一次次承办规模巨大的世界音乐活动，为了方便外人购置礼品，大量的品牌标徽都是莫扎特，连酒瓶和巧克力盒上都是他孩子气十足的彩色大头像。这便使我警觉，一种高层文化的过度张扬也会产生某种不公平的垄断，使广大民众失去审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创活力，也使高层文化失去应有身份。
欧洲文化，大师辈出，经典如云，致使世俗文化整体黯淡，生命激情日趋疲沓，失落了天真稚拙、浑朴野趣。这是我这一路在很多城市看到的问题。奥地利大如维也纳，小如萨尔茨堡，都是如此。为此，我反倒想念起这座城市在莫扎特出现前的那些闹剧。
但是话又说回来，也只有文化大师的出现，才能够让一座城市快速地从整体上摆脱平庸和无聊，然后再在新高度上讨论挽救世俗文化的问题。如果永远以平庸对世俗，全然是泥途荒滩，千年徘徊，只能是群体生命的沉陷。
因此，有一个莫扎特，就有了超拔泥途荒滩的山梁。翻过这道山梁，一切都不再一样。
都江堰
余秋雨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
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
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
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
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
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
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
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
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发众输送汩汩
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
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
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
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
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
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
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
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它，
就是都江堰。
二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
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
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
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
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
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
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
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
已站在伏龙观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
没有像这里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
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
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
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
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
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
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
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
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
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场千年的收伏战。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
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
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三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
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
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
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
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单都能领悟的
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
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
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
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
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
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
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
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
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
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
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
道，这个人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
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
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
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
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
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
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
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
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
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
“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
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
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
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
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
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
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
着或死了应站在哪里？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
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
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
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四
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
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犹豫进退，摆动就越大。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
桥下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
惊叹。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反顾的决绝势头，挟
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我站得这么高还感觉到了它的砭肤冷气，估
计它是从雪山赶来的罢。但是，再看桥的另一边，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
河渠，改恶从善。人对自然力的驯服，干得多么爽利。如果人类干什么事都
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样。
但是，人类总是缺乏自信，进进退退，走走停停，不断自我耗损，又不
断地为耗损而再耗损。结果，仅仅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倒成了人们心中的
神。离索桥东端不远的玉垒山麓，建有一座二王庙，祭祀李冰父子。人们在
虔诚膜拜，膜拜自己同类中更像一点人的人。钟鼓钹磬，朝朝暮暮，重一声，
轻一声，伴和着江涛轰鸣。
李冰这样的人，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
也合民众心意。
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
可亲。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
来二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
我到边远地区看傩戏，对许多内容不感兴趣，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傩戏
中的水神河伯，换成了灌县李冰。傩戏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庙中的李冰活跃
得多，民众围着他狂舞呐喊，祈求有无数个都江堰带来全国的风调雨顺，水
土滋润。傩戏本来都以神话开头的，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
精神天国，一下子帖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
燕墩 在丰台区永定门外大街西侧。是一座砖砌的高台。为北京五镇之一的南方之镇。用以祈求皇图永固。旧俗为重阳登高之处。台上有一高大方形石碑，为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所立。碑为毗卢顶，前后镌刻清乾隆帝撰写的《皇都篇》和《帝都篇》。
卢沟桥 在丰台区卢沟桥镇永定河上。又称芦沟桥。为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永定河旧称卢沟河，桥亦以卢沟命名。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明正统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时毁于洪水，康熙三十七年（1689年）重建。全长266.5米，宽7.5米，下分11个涵孔。桥身两侧石雕护栏各有望柱140根，柱头上均雕有卧伏的大小石狮共485个，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桥东的碑亭内立有清乾隆题“卢沟晓月”汉白玉碑，为“燕京八景”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桥东为宛平县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建。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发动侵华战争。宛平城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
镇岗塔 在丰台区云岗村。建于金代。平面八角砖结构实心华塔，高18米，塔基上有精美古朴的砖雕花饰。塔的外形有明显的收刹，为我国北方不多见的古塔。
大葆台西汉墓 在丰台区郭公庄西南。1974年发现，是西汉时期燕王（或广阳王）及其王妃的陵寝。为土坑竖穴木廓墓，规模宏大，坐北朝南。全长40米，最宽处18米，深4.7米，封土堆积高达8米。整个陵墓外有双层回廊。梓宫西北角有长宽各0.57米的盗洞。墓室虽遭破坏，但出土文物仍很丰厚。有制作精美的漆器、陶器、玉器，还有一把铸有“渔”字的材料为固体脱炭钢的铁斧。尤其珍贵的是有辆朱斑轮青盖车，车顶华盖高张，伞骨铜质鎏金，彩漆绚丽，铸造华美，是西汉实用车首次完整出土。
金土城遗址 在丰台区凤凰嘴村一带。城最高处约3米，绵亘约百余米。金天德三年（1151年）至五年，海陵王完颜亮将旧燕京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向外扩展，西南角即今丰台区凤凰嘴。天德五年从上京会宁府迁都至此，改名中都。城占地约22平方公里，既继承唐幽州、辽南京的城市建制，又汲取宋汴梁城的格局，建筑豪华绮丽。贞佑三年（1215年）被蒙古军攻入焚毁。现存遗迹，即中都城西南角向东延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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